五、余论
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比较起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遗漏和缺陷是在所难免的。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中国史学关于自身在理论方面和发展历程方面，对于已有遗产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因而在学术上自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我想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关于学科建设。记得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大学本科历史系，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有《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1～8册）作为参考，授课教师有时就直接引用，以期说明某一历史问题。学习中国近代史，也有《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上下册）作为参考。同学们有了这样的参考资料，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就来得具体一些、深刻一些。近年来好像大家都不太关注参考资料的重要性了。其实，在学科建设中，指导思想是重要的，学科理论是重要的，而本学科的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纂、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这一历史学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是新时期伊始设立的学科，故学科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可以说任重道远。
我们知道，不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史学史，都离不开历史文献，而研究史学史在这方面显得更突出一些。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老一辈的学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史学史专书，间或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见解，对学科建设具有指导的意义。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作为《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的主编，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的封面上，明确地标明它是“关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这很突出地反映了历史文献对于史学史学科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地位。正如他在《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老一辈的历史家，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学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如果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功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25]
这里说的理论指导和文献资料的关系，是史学工作者都应当遵循的原则。中国史学史研究同样“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和出版，是为史学史研究者做了一件文献资料积累的工作，也是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基础性的工作。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自始至终都把编纂《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工作，既看作是国家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学术前辈们提出的中国史学发展方向，他们并为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提出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从自身治学的经历和治学的特点提出这一共同认识的。
以治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著称的侯外庐，他治学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里所表明的。他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因了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26]
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前辈，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出这样的总结，自有其震撼人心、启迪心智的力量。侯外庐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一般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的历史文献，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读了侯外庐所写的这段话，使人不禁想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表示要把此书作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续篇”看待。这一比喻或许并不十分恰当，但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旨趣和追求，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见，郭、侯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在思想上的相通，是多么的密切。
这里还要说到尹达从考古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出发，也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民族特点的问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这样说过：“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27]前文所引用的他关于“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实质也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写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著作，这也正是尹达“心向往之”的事业。
1983年，白寿彝在一所大学发表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就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史学遗产的主要内容及其继承问题、借鉴外国史学的问题、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问题、历史理论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以及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做了分析和阐述[28]，其主旨也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又彰显中国史学的特点。
不论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还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同一个含义。这一含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标签”，而是研究问题、研究历史的指南；一是表明中国史学不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脚，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资料。所谓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这一指南和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它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自身的特点。这样的史学，不仅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还应当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之下的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显示出自身的风格和气派。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是和20世纪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人们都有明确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到关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尹达先生和白寿彝先生都强调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问题。依我的理解，这是表明要把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史学遗产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资源。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史学传统和史学遗产在继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人们只有重视这种作用，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以史学理论为例，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了“良史”的标准；至晚在战国时期史学上就产生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9]的原则；两汉之际，史学家和思想家就把“善序事理”[30]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之一；8世纪初，更有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问世，等等。这些传统和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近年来史学界受西方学人的影响，研究“叙事学”或历史叙事者蜂起。而这种研究，如果不是在细察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如果对文与直、文与质的关系、文与义的关系、事与核的关系、事与约的关系、繁与简的关系、晦与明的关系等，没有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认识，只是在“理论”上去呼应外国学者的观点和说法，是不可能彰显出中国史学在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固有特色的。如果不区别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而泛泛地讨论“叙事学”，那就脱离中国史学传统更远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和外国学人平等对话的基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分类汇集相关文献方面，对史学界同行在思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事业中，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文献资料方面的参考。
第三，关于锻炼和培养人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在编纂的全过程中，先后有一些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工作，这对锻炼与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有多方面的益处。一是有益于培养他们在对待文献资料上的严谨的学风；二是有益于提高他们把握有关文献资料精髓的能力，尽可能准确地从文献资料中提炼出确切的主题；三是有益于陶冶他们在学术群体活动中的和谐协作的精神，凡参与这一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大多反映称，他们在科研能力和学术底蕴上有所提高、有所丰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对于《中华大典》这一浩大学术工程来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纂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来说，是执行国家使命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执行学术前辈遗言的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地来从事这一工作，并得到了史学界的一些师友的帮助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些资深编辑的支持，但限于我们自身的学术水平和某些客观条件，其中不足之处以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1]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4]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页。
[5]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6]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6页。
[7] 这五篇文章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再谈历史文献学》，分别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及1982年第3期。以上，并见《史学遗产六讲》。
[8] 参见瞿林东：《新发展 新成就 新境界——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见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7～299页。
[9] 参见瞿林东：《历史地看待历史》，载《人民日报》1987年8月24日。
[10]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7页。
[11] 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2]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2555页。
[15]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6] 参见《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页。
[17]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8]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19]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通古今”，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4页。
[2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页。
[22] 龚书铎、瞿林东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3] 杨翼骧所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第1册（1987年）、第2册（1994年）、第3册（1996年），均系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24] 有些年代失载的人、事、著作，可以采用考证的方法加以确认，但本书的体例亦限制这种做法。
[25]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26]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
[27] 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
[28]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页。
[29] 《春秋穀梁传》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以下引“十三经”未注明其他版本者，均据此。
[3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