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遗产与历史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有关历史学的理论著作大量涌进国门，这对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在一些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甚至用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来反衬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的苍白。笔者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评。[9]当然，产生这种误解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这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的发掘和阐释，而这种趋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用通常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我们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体例把有关的文献钩稽出来并加以梳理，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便于参考、使用的一部大型类书？显然，“竭泽而渔”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到，似也无此必要。唐人刘知幾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0]，何况我们也实在难以做到“博闻”。因此，我们的方法，只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连类列举，推及所未知的部分。当然，采用这种方法，一是要对已知的部分做整体上的梳理，列出纲目，制定体例；二是要有一个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学术素养的研究群体。学术前辈的开拓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发，而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历届的博士研究生，正是这样一个学术群体。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包含三个分册：历史理论分册，史学理论分册和史学史分册。按照《中华大典》编纂体例的要求，这三个分册也被称为三个“总部”，它们的内容和编纂各以自身的特点，构成全书的整体风貌。

这里，先说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史学遗产所包含的历史学的理论遗产，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见解和理论，一是关于人们对史学本身认识的见解和理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11]一般说来，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并不十分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则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

我们对历史理论分册（即历史理论总部）的“提要”做了这样的说明：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遗产中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论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这是关于断限、内容及资料来源之总的说明。“提要”进一步写道：

本总部包含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12个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对当代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天人、古今自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地理、时势、兴亡、鉴戒，涉及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追求，国家、正统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华夷之论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紧密联系，重视风俗移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标准亦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内在的联系。[12]

这里提出了12个方面的问题，至于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都是从史学遗产的积累中概括出来的。

譬如，至晚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便成为历代史家一再关注的基本问题；《史记》中的《河渠书》《平准书》涉及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自《汉书·地理志》以下，直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有许多评论地理条件与生产资源、社会经济、户口多寡、水利事业、战略攻守等精辟论断；从司马迁说时势到王夫之论势与理，历代史家多有探讨历史环境与人的活动的关系及其内在之理；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华夷之辨的争论，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华夷”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不同的“正闰”之说到不同的“正统”之论，反映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关于某些朝代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在其深层的含义上则是中国历史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历代正史的志，直接间接地反映了史学家对国家职能的认识，其志序则是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而杜佑的《通典》，兼记制度和议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国家论”巨著；贯穿于西周至明代的分封之制，尽管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却引发了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的不穷的辩难，直到明清之际顾炎武作《郡县论》，才对此种辩难画上一个句号；风俗既是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反映，又是一方水土、人情、风习、信仰和传统的五彩缤纷的画卷；至于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故，治国安邦之鉴戒，历史人物之评价，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既不乏巨制而又鸿篇累累，其议论之可采者，在在多有，其中自亦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

这里说的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有其发展中的不同之处，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着重点的差异，如论华夷、论分封、论正统等。因为各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各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虽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必有相异的地方，从而形成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也包括思想家、政治家，一般说来，都有“未尝离事而言理”[13]的风格和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历代正史的史论中，也表现在《通典》《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巨著中，还表现在《读通鉴论》《宋论》这样的史论专书中。章学诚总结出来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生成状态、表现形式，确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例如，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有事略，有评论，采用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帝王论”专书。又如，对于《贞观政要》这部书，我们把它看作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作者吴兢的视角去看待这部书，尤其是从他所设计的40个标目来看，它何尝不是一部“贞观之治论”或“治国论”呢。再如，对于《唐鉴》这部书，强调以唐为鉴的思想，但从作者范祖禹一面列举唐代重要史事、一面加以评论的撰述形式来看，这也可以被看作继贾谊《过秦论》、曹冏《六代论》、朱敬则《十代兴亡论》之后的一部“唐代兴亡论”著作。这些实例表明，中国史学家“未尝离事而言理”实可被视为一个特点，甚至也可被视为一个优点，即注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发空论，表述平实而便于理解，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的风格。

当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具有另外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探讨问题的广泛性和连续性，这同中华文明之连续性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探讨的问题多以人事为中心，这同先秦时期轻“天命”重“人事”思想的发展、同司马迁《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密切的联系，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撰写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理论著作？这要对有关的史家和史著做具体分析，而经世致用当是他们的共同主旨。这里，我们不妨举王夫之在读了《资治通鉴》后，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论”为例，做一说明。他这样写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14]

这是王夫之说明他之所以“有论”的几个方面，以及他对于“论”中所含之“道”的价值的认识。读史者“有论”如此，著史者亦当有类似的思想认识。而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这种认识及其丰富的历史理论遗产，确有深入反省和研究的必要。如果此言不诬，那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的历史理论分册，或许可以提供研究上的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