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尝离事而言理

“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离“事”，在阐明事实的基础上论述道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提出的孔子为何要作《春秋》的问题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8]司马迁引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谓发表议论不如写出事实更有说服力，而事实之中自亦不无道理，故《春秋》一书可以称得上是“王道之大者也”。这个认识，当是促使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跟孔子所处的时代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孔子所处的时代，史学尚在兴起之初，孔子所见前人的重要议论，主要是《易》《诗》《书》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学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的史论，十分丰富，汉初思想家的史论、政论也十分丰富。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史记》和《春秋》的差别：第一，《史记》不可能像《春秋》那样简略；第二，司马迁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微言大义。这就是《史记》之所以能够既是材料翔实的历史著作，又包含有丰富的历史理论的缘故。司马迁和《史记》的这种面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追本溯源，孔子开其端绪，又经司马迁加以发展，形成了这种风格。就《史记》来说，从全局看，司马迁所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他对这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揭示，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9]来实现的。从局部看，司马迁作十表，而于诸表序文中阐述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作《秦始皇本纪》，而借用贾谊《过秦论》分析秦朝兴亡的历史原因；他作《平准书》《货殖列传》，而在相关序文中揭示出经济生活的重要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并由此窥见社会历史变动的法则；他作《儒林列传》，而在序文中阐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说明司马迁的历史理论都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空言”。其后，班固、荀悦、陈寿、范晔、魏徵、杜佑、司马光、范祖禹、王夫之、赵翼等人，在历史理论上多有成就，而他们的风格，都是从司马迁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各有特色。

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史论的作用只是“辩疑惑，释凝滞”[30]，这就把史论的意义和价值看得过于狭隘了。其实，许多史家对史论的认识是极明确的。《汉书》的史论，反映了班彪、班固父子的历史观及其与司马迁的异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反映了作者的功力和见识，自谓其“有精意深旨”，有些史论“往往不减《过秦篇》”[31]；唐初众史家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魏徵撰《隋书》史论和梁、陈、北齐三书总论，表明当时史家对史论的高度重视；杜佑《通典》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等和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者对说、议、评还做了清晰的区别和解释，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态度[32]；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臣光曰”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表明历代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而史论的作用和价值也不仅仅是“辩疑惑，释凝滞”。同时，还应当看到，史家的史论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南朝萧统编《文选》，其中设“史论”一目，认为史书论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33]，有广泛流传的价值。上文论到宋人编纂《文苑英华》，也设有“史论”一目。这都表明，“史论”作为史书的一部分，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人吴缜论作史的要求，意颇精粹，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失又为史之意矣。”[34]“事实”是基础，而“褒贬”“文采”是不可缺少的。所谓“褒贬”，自然离不开史论。这同孟子所说的“事”“文”“义”[35]，同刘知幾所说的“才”“学”“识”[36]，都有相近之处，只是吴缜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得更明确、更中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论都具有历史理论价值，但历史理论往往包含在史论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史事同理论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不同的认识。朱熹曾这样告诫学生们如何读书，他说：“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37]朱熹说史书是“皮外事物，没紧要”，这话显然不对。元初，胡三省严厉批评类似观念，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38]胡三省认为，把经与史对立起来或完全割裂看待是不对的，而“道”也包含在“事”中，因而要认识“道”，是不能不重视史书的。在古代史家看来，史书中史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借史以明道，而史家的历史观念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学上，即便是那些以“论”作为主要特点的著作，也是不脱离史事而发论的。例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有“略”，有“论”；范祖禹的《唐鉴》，也是先说事，后发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事、论并举，或因事而论，或以论举事，可谓事、论交融。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也并非都如以上所论，即均为依事而言理、据史而发论之作。这里所要强调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突出特点，而非着意描绘它的全貌及其每一细部。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也有一些专篇、专书是重于思辨的。例如，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之阐说社会思潮；柳宗元《天论》《天说》《天对》之讨论天人关系和社会历史，以及刘禹锡《天论》之补充、发展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说；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讨论建置、财政、取士制度等，都是此类理论文章的名篇。又比如《周易》、陆贾《新语》、刘邵《人物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都是此类理论专书的名著。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9]他这里说的是《六经》，但却符合自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从司马迁到章学诚，前后相隔近二千年，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丰富的历史叙述似乎掩盖了固有的理论色彩；然而，当人们了解到，以至于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一特点和传统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华就会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因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缘故，一般说来，不以思辨色彩为其特色。但由此却从另外一些方面显示出其固有的优点：第一，是言简意赅。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序，仅四百余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的丰富内涵。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三百字，但它却反映了杜佑的治学宗旨以及杜佑撰写《通典》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是平实易懂。论不离事，故这种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关的史事相联系的，因而易于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广泛性。第三，是实践性强。因理论不脱离事实，这使人们比较容易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智慧，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