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做简略的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6]，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7]，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兴亡，社会治乱，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历史的变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灭，促使史学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多有这方面的讨论。汉初，面对秦亡汉兴的巨大变动，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陆贾、贾谊、晁错的史论和政论，多有关于兴亡得失的名作。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8]的历史撰述任务。此后，关于兴亡成败的讨论，不绝于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较方法探讨秦、隋兴亡的原因[9]，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纵论南北朝的得失成败；宋代司马光强调，一部《资治通鉴》的主旨即在于“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10]之事，而范祖禹《唐鉴》一书则是把揭示唐朝何以兴、何以亡、后人何以为鉴作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为时势所激，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撰述主旨都以兴亡盛衰为核心；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史学家的兴亡之论继续深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在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总之，关于治乱兴衰的著作，举不胜举。这是因为，从社会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但客观形势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何以治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思想传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两汉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国，即通常所称分封，是西周实行的政治体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始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关于推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封建制，经过激烈的廷争后，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11]西汉初年，分封、郡县两制并行，始有异姓王的谋反，继有同姓王的叛乱，一度造成政局混乱。后朝廷采用贾谊、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实亡，西汉皇权乃得以稳定。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后，人们往往追慕封建之制，如三国魏人曹冏著《六代论》、西晋陆机著《五等论》，都是批评郡县制，肯定分封制。唐初魏徵、李百药，中唐柳宗元等人，又都是分封制的有力批评者。尤其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和透彻的理论分析，阐明郡县制的优越和分封制的不可复，气势磅礴，前无古人，为后人大加称颂。明清之际，顾炎武纵观历史，细察现实，撰《郡县论》九篇，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论述了兼采分封、郡县两制之长的主张，显示出辩证的思想和历史的智慧，把关于分封、郡县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以上举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般层面上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等问题，是属于又一个层面上的历史理论问题。这里，我们举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例，纵览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是饶有兴味的。毫无疑问，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

首先，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汉朝的统治范围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对这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于表现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以及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并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12]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是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顾氏的经济区域观念亦十分鲜明。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反映，已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论述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民多贾”。[13]这些，涉及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16家，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封建社会中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

最后，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所关切的，也是古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切的。《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被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关系的佳作。作者郑樵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做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第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与“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参考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京宅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议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得失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人们称赞此书“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14]。

除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方面，还表现在范畴的层面上。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窥见它在发展上不断提升的境界。例如，司马迁论历史形势、历史环境，常用“时”“势”的概念。比如说“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5]，指的是“七十列传”中的一些人物；说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16]，说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17]，指的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时”的关系。司马迁评论项羽，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18]；又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19]，这里说的“势”，都是指历史形势。司马迁还说到“事势”与“势理”，前者是指事物发展趋势[20]，后者指事物发展的法则[21]，等等。可见，“时”“势”及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历史撰述中经常使用的。司马迁以下，撰史者与论史者多有沿用。至柳宗元撰《封建论》，以“势”驳“圣人之意”，说明“封建”（分封）出现的客观原因；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是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变化。[22]可以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全篇都是在论证“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比之于司马迁说“势”，是更加深刻了。其后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等都受到柳宗元《封建论》的影响并有所阐发。曾巩著《说势》一文，其见解折中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23]范祖禹称：“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24]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25]这些都丰富了“时”与“势”的内涵。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此又有新的发展，他不仅对“势”“时势”多有论述，而且进一步提出“势”与“理”的关系，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26]，“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7]。这无疑是在说，“势”是“理”的表现形式，“理”是“势”的内在本质。要之，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史学家关于“势”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意义的发展过程。

以上，从一般理论层面、较高理论层面和范畴概念层面，简要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深入探索的连续性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是群体的创造，它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