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篇名著的魅力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极具魅力，故能传之久远，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领域中，名篇以数百计，名著以数十计，这个估计当不为过。这里，于名篇，举贾谊《过秦论》为例；于名著，举刘邵《人物志》、王夫之《读通鉴论》为例，以窥其理论上的魅力。
关于《过秦论》。司马迁在写了《秦始皇本纪》之后，发表议论说：“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40]司马迁没有讲到秦何以兴、何以亡，只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心态，他只用了一句话“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从而引证贾谊的《过秦论》，以此来评论秦朝的兴亡之故。
《过秦论》分上下篇，司马迁所引为下篇。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所引，下篇在前，上篇在后，上篇乃后人以己意所补。[41]这里，我们以上、下篇为序略做评析。《过秦论》上篇，叙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职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逐渐强盛起来。自孝公至庄襄王，秦国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指出了秦国由弱而强的过程。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企图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了秦始皇面对成功而不可一世，以致政策失误，故始皇既没而天下大乱。其政策失误主要在于“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情况，秦二世非但没有革除，反而不断加剧，以致“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这就是为什么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缘故。《过秦论》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后，“子婴立，遂不悟”，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加深，“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但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总的看来，“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论》中最后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剧变之一，贾谊《过秦论》的总结可以说是经典性的论断。它不仅从历史上考察了秦朝兴起、衰亡的过程和原因，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攻守之势异”，则“取之”之术与“守之”之术亦当有异。这个具有哲理性的历史经验，是汉初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过秦论》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对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动做了合乎于理性的评论。
关于《人物志》。著者刘邵是三国魏初人[42]，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又与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法论》《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称赞他的才识“非世俗所常有”。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
《人物志》3卷12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人物志》的主旨是：“辩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43]《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这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人物志》把人材分为三大类，谓之“三度”，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才符合这一准则。其开篇《九征》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种表现，这就是：“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才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业”（《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44]刘知幾认为：“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45]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人物志》之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46]。《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关于后天培养对人的作用，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47]
关于《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全书30卷，包括秦史评论1卷，两汉史评论8卷，三国史评论1卷，两晋史评论4卷，南北朝史评论4卷，隋史评论1卷，唐史评论8卷，五代史评论3卷。从理论上看，它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点和精于辨析的兴亡论，是它关于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
先说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王夫之的历史观，贵在对历史进程有通观全局的认识，其核心是“理”与“势”的统一。《读通鉴论》开篇就指出：“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8]他认为，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接着他从理论上指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就是说，这种“势”的发展，是受着“理”的支配。关于封建、郡县的讨论，柳宗元已从“势”的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理”，是对柳宗元《封建论》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理”呢？王夫之借用传统的术语而赋予其新意，解释说：“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天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49]天是物质，有“理”而无“心”，即没有意志。所谓“天者，理也”，是指物质自身运动的法则即是“理”。所谓“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说的是这种法则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状态。因此，一方面，“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50]，而郡县制之不可废，也是“理而能然”，自有其理所致。另一方面，王夫之又由守令、刺史“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的特权这一历史事实指出：“势相激而理随以易。”[51]这是指出了“理”也不能脱离“势”的变化而一成不变，此即所谓“势因乎时，理因乎势”[52]。时总在变化，势与理也就随之变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王夫之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他认为，评论历史，看待现实，只有“参古今之理势”[53]，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再说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一部《资治通鉴》，其旨在于“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以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根据。王夫之的论，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54]可见，王夫之的论已远远超出了《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第一，认为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55]第二，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56]第三，指出了“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亡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讲讲第三条。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57]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修养和行为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58]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与此相联系的是，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败乱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59]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与伪，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其中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名篇与名著所论述的问题，范围恢宏，内容丰富，如对其有条理地进行整理，正确地加以解释，则其理论的魅力定会进一步显示出来，从而对今人的启发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更加有力。当然，关于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只有认清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之后，才有可能自觉地去研究、去发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促进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1]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和解释上不尽相同。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编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
[2] 参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 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33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6～277页。
[6] 参见荀悦：《汉纪》卷十六《昭帝纪》，见《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7～288页。
[7] 参见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49～653页。
[8]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6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1]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12]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一》，见《后汉书》卷一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页。
[13]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6～3267页。
[1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序二，吴兴祚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6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3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0页。
[20]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3页。
[21]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2] 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8页。
[23] 参见曾巩：《曾巩集》卷五十一《说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4页。
[24] 范祖禹：《唐鉴》卷二，影印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页。
[25]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26]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27]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2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0]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1页。
[3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32] 参见瞿林东：《杜佑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2～166页。
[33] 萧统：《文选》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34]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5]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6]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37]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9页。
[3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3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0]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6页。
[41] 贾谊《过秦论》为上、下两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孝公以下为上篇，‘秦兼并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为下篇。”则司马迁所引当为下篇，现有之上篇为后人所补，非《史记》所引原貌（并见《索隐》注文）。参见贾谊：《新书》卷1，《汉魏丛书》本。又，也有以《过秦论》为上、中、下三篇之说者，参见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42] 刘邵，《三国志》作刘劭，今从《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三》所署。
[43] 刘邵：《人物志》附录《重刻人物志跋》，郑旻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4] 参见刘邵：《人物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11～238页。
[4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46] 刘邵：《人物志》附录《重刻人物志跋》，郑旻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7] 刘邵：《人物志》卷下《七缪》，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4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4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页。
[5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3页。
[5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5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4页。
[5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页。
[5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页。
[55]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6]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2页。
[5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2页。
[59]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