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种存在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作为史书之构成的一个部分的“史论”；第二种形式，是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第三种形式，是历史评论专书。多种存在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

又如《左传·隐公四年》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针对下述史事发表的评论：卫国人州吁杀卫国国君而自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计杀死州吁，同时派人杀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传》作者称石碏为“纯臣”，表彰“大义灭亲”之举。《左传》的历史评论多类此。因《左传》记春秋历史，而孔子为春秋末年人，故《左传》也引用孔子言论来评论史事；从孔子来说，这带有批评时事的性质，而对《左传》作者和后人来说，自也是评论历史的一部分。

《左传》的“君子曰”这种历史评论形式，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史学上获得长足的发展。《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堪为佳作，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见解，其中多有理论上的建树。在《汉书》等历代正史中，其纪、表、志、传中的史论亦有许多佳作，不乏理论上的创见。以《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在形式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君子曰”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它们更着意于兴亡治乱之故的评论。以《通典》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其历史评论涉及国家职能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官制、法制、地方建置、民族等。这种形式的历史评论，在中国古代其他体裁的史书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其次说第二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占有重要的分量。它们多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有些也散见于各种史书的征引之中。就历代文集来说，历史评论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皆见于文集之中。又如总集《文苑英华》，专立“史论”一目，所收历史评论专篇，以论历代兴亡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赖此得以流传。有的历史评论专篇，久已遗佚，只是由于史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如《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语、《国语·郑语》载史伯论周王室行将衰落语、《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所问语等，都是涉及历史进程问题的重要篇章。《国语》以记言著称，所载时人问对，多含有评论历史的内容。秦汉以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王命论》，《三国志·蜀书》载诸葛亮《隆中对》，《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答唐太宗问治国之方略语等，都是有名的史论和政论。此种专篇，史书中保存很多，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以上所举种种史论专篇，或指陈历史形势，或纵论兴亡成败，或阐说历史环境与政治体制之关系，或论述某个皇朝存在之根据，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最后说第三种形式。毫无疑问，历史评论专书更集中地反映了历史理论的面貌及其发展趋势。在这方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备受关注的。宋人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亦不失为名作。这几部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那么，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是否还有更多的著作应当进入历史理论的视野呢？在这个问题上，从研究工作来看，一是要深入发掘，二是要转换视角，改变一些早已形成的观念。譬如《周易》这部书，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他还用设问的口气，着意回答了《易》“与史同科”的问题。[3]从前人解释《易》之三义来看，所谓“易简”“变易”“不易”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伦理原则等[4]，其关于历史哲学之内容则居多。又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来认为是子书，但唐人刘知幾说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5]。其中说理部分与历史理论颇相关联。再如《盐铁论》之论国家财政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人物志》之论人物品评的原则与标准，《帝王略论》之评价历代帝王优劣及其根据，《贞观政要》《通鉴直解》之论历史鉴戒与为政之道，《明夷待访录》之批判专制制度，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关于历史理论之书。

以上所举三种形式，只是就历史理论在古代文献中的主要存在形式来说的，这里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