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两大主潮的历史性对立

20世纪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美学主潮在理论上具有一系列历史性的对立；它们的形成与发展也都有各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决不是偶然出现的。

一 两种倾向：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两大主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就其理论倾向而言，大体上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冲突。

西方传统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无根本冲突。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动物，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与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视为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与迷信为人对自身理性的肯定所代替。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无限提高了人对自身理性（主要是科学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一切过去的事物都要被拉到“理性法庭”上加以重新审视。那个时代，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理性原则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

但是，19世纪开始，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出现了裂痕。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体系尚占统治地位之际，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亦已诞生，紧接着是尼采哲学问世。他们两人的人生态度不同，一持悲观主义，一持乐观主义，但高扬生命意志、贬抑科学理性的倾向则如出一辙。这样，人本主义内部就出现了分歧：人的本质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现代人本主义就从此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而坚持科学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思潮等则逐渐脱离人本主义而走向科学主义。

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体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对“科学”的理解。

在近代西方理性主义鼎盛的17、18世纪，从笛卡儿到康德，都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康德在对“纯粹理性”作“批判”性考察时认为，只有自然科学与数学才算得上“科学”，只有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人类的科学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这样，就在实际上把人文科学完全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这种传统“科学”观首先遭到叔本华与尼采的攻击，但他们对科学的范围并无不同看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理性进行抨击，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类的生命意志。现代生命哲学的创立者、“解释学”之父狄尔泰则把人文科学也纳入真正科学的范围之中。他认为，整个世界是由自然世界与人文—历史世界两大部分组成的。自然世界是机械的，人文世界则充满着生命的跃动、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创造。与此相对应，人类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部分。由于人文世界极其广泛，包括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人的生命和经验及其各种表达形式，因此，若用纯机械的、因果论的自然科学方法是无法把握的。有生命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只能用精神科学的方法即解释学方法才能理解和说明。这样，狄尔泰就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夺得了一席“科学”的地盘，以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与此相关，他看到了自然科学理性的局限，即不能把握人的精神世界。

20世纪以来，狄尔泰这种新的科学观得到了许多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美学家的响应。例如符号论美学的奠基者卡西尔曾一针见血地批评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指出：“在近代的开端，知识的理想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析、力学以外，几乎就没有什么能称得上‘严格的科学’。因此，对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似乎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1]卡西尔这种不满，反映了现代人本主义急于为人类心灵中非（自然）科学或逻辑性的方面寻找独立的人文科学根据的强烈愿望。

第二，对“认识论”的理解。

与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界对“认识论”的范围也产生了不同看法。科学主义继承了传统认识论的观点，把人类的理性与知识主要看成是纯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从而把认识论严格限定在数理逻辑与科学理性的范围内。例如新康德主义者柯亨致力于研究“纯粹认识的逻辑”，那托普主张认识论应奠定“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他们有时也打出“文化哲学”的旗号，但实际上仍然把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论基础归结为数理科学。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文科学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人本主义则要打破自然科学认识论的一统天下。卡西尔对自己用数学、科学思维方式研究人类精神文化现象时遇到的挫折与教训进行反思，深刻地认识到，数理知识及“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因此提出“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扩大”的主张[2]，即扩大到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人类全部精神文化领域中去，除了纯粹的数理认识功能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的功能、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3]这样，卡西尔就完成了把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的任务，扩大了哲学认识论的领域，使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从此有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认识论基地。20世纪以来，人们对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非自然科学认识和思维方式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人本主义的巨大贡献。

第三，对“理性”与“非理性”地位的理解。

现代科学主义基于对“科学”和“认识论”的传统理解，仍然坚持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看来，只有肯定并坚信科学理性，世界在人们面前才成为一幅清晰可靠、可以理解的图景。与传统理性派不同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理性”的崇奉，不再源于对人类天赋的超理智的盲目信仰，而是基于对现实经验可靠性的自觉信赖。所以，现代科学主义在认识论上主要奉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的逻辑的理性之所以至高无上，在于能被经验不断证实。但是，同传统理性主义相似的是，现代科学主义仍然坚持认为，经过经验检验为有效的科学理性或逻辑理性，完全能够说明包括精神文化现象在内的整个世界。

现代人本主义则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对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认识无能为力，因此，科学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该终结了。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个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灵活动领域，这就是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既无须经验的检验，无所谓真与伪，也不可能加以证实或证伪。在这些领域中，人类心灵活动常常并不诉诸科学、逻辑的理性，相反，倒是要排拒、避开科学、逻辑理性的直接干预。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类精神活动更多地源于非科学或前科学、非逻辑或前逻辑——非理性或前理性的活动，即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种种心理活动，如情感、直觉、潜意识、无意识等。现代人本主义正是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方面转向这些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非理性方面，企图突破传统理性的狭窄、僵硬的思维模式，把人类精神活动的非理性方面拯救出来。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荣格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拓：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重视；苏珊·朗格对作为“前逻辑”方式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注意；胡塞尔对逻辑理性的“悬置”；海德格尔对“前结构”的强调和要用“思”与“诗”把语言从“逻辑”与“语法”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伽达默尔“合法的偏见”（先入之见）的提出；尧斯对“审美期待视界”的解释；德里达要“涂去”概念的逻辑表达方式，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科学、逻辑理性的进攻与突破，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科学、逻辑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

二 两极分化：技术文明与精神危机

20世纪西方美学之所以会形成上述两大主潮、两种倾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20世纪以来，一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DNA生命密码的破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宇宙科学的突破，航天工业的发展……使人类面前的世界图景变得同经典科学所描述的图景大不一样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创造出远远超出过去几十个世纪总和的巨大生产力，从而把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与改造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已达到高度的工业技术文明，而且已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一现实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身认识、征服世界的理性能力的信心。这正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客观依据。科学主义的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承认科学、逻辑的理性的至上地位的前提下，尝试对人的艺术和审美等精神现象作出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分析和说明。应当承认，这种尝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先进成果被用来充当杀人武器，这不仅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另外，人类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用先进科技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许多场合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候改变、职业病的增多……使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以上两种情况，一是社会性的，一是自然性的，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技术文明，但这种文明却反过来成为压迫人、毁灭人的强大异己力量。尤为突出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严重地压抑、窒息、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使人的心灵异化了。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空虚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正是对理性持怀疑、批判立场的现代人本主义得以顽强地生长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现代人本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统一的有机关系，自然既是人的生活源泉，也是人的想象和美的观念。但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却切断了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使人变成无根基的存在，以对人自身的侵犯和精神褫夺为代价来征服自然，获取物质成果。人类社会不是服从于科学法则的原子堆集，人类的精神自由是科学理性的狭隘视界无法容纳的。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作了深刻的研讨。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界的日益分离和对自然界的支配，并不能推动人类的解放，因为这种进步是以劳动分工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类自身日益增长的社会和心灵压迫为代价的。同时，这也造成人从自然的异化，世界被归结为它纯粹的量的方面，人变成抽象的物，简单地服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科技发展只是完成这种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4]他由此认为，作为启蒙精神核心的科学理性在现代技术文明条件下走向了反面。为了真正解放人类，就要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要摆脱逻辑与数学即科学理性的专制主义统治。[5]马尔库塞进一步抨击逻辑理性和科学，认为理性用形式逻辑和数学结构对丰富的现实进行抽象归类或等同，造成对现实的歪曲；科学只关心事物的量及技术的应用，而不问其质及应用的目的，“把真同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了”，剥夺了善、美、正义的普遍有效性，从而蜕化成变了形的、奴役人的科学。他质问道：“科学和工艺合理性和操纵被焊接到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中。人们能安心满足于认为这种不科学的结果是对科学的特殊的社会应用的假定吗？”[6]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人本主义对科学理性的绝望和幻灭。他们希望在人的非理性方面寻找人类解放的途径。重建艺术和审美之维就是他们实现乌托邦理想的一个药方。现代人本主义美学在“反理性”的旗号下同样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其成就超过了科学主义一脉，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

由此可见，20世纪西方美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乃是资本主义世界高度物质技术文明与极度精神文化危机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美学理论上的折射。显而易见，两种倾向都有合理方面，也都有片面性。理性主义鉴于现代科学技术达到的高度成就及其在实践中创造的巨大物质生产力，而坚信科学理性的无限潜能，坚信人对自然的永恒主宰，这当然是持之有据的。科学理性是人超越动物界而成为人的重要本质方面，这是无法否认的。然而，把世界理性化，把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极其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生活数理化、逻辑化，必然导致简单化的后果：要么对精神文化现象作出单纯自然科学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清晰却是歪曲的、片面的，即人本主义所指责的“技术主义”的：要么干脆把人类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的精神文化活动排除在研究的视线之外，这当然也是片面的。非理性主义则相反，它重视人类精神生活中非科学理性支配的那些方面，如艺术与审美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演进中，这些非理性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虽然不同于科学理性，但远远高于动物性，同样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本质方面。在这一派看来，人的非逻辑、非科学理性方面，或曰“前逻辑”、“前科学”方面，乃是人类进化之“根”。然而，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中，人的这一根本方面被遮蔽了，压抑了，扭曲了，异化了。应当承认，它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压抑人性的异化现象的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然而，它的最大失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的某些破坏性应用（如战争、恐怖、污染等）同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混为一谈了，并由此而导致对人类自身科学理性的失望、幻灭乃至憎恨、仇视，甚至提出反历史主义的乌托邦主张。这样就走到了它们初衷的反面。非理性主义的这种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4页，耶鲁大学，1961。

[2]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1卷，69页，耶鲁大学，1953。

[3] 同上书，第1卷，79～80页。

[4] 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14页，伦敦，1973。

[5] 同上书，41页。

[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46～147页，伦敦，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