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

上面，我们对20世纪西方美学两大主潮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性对立作了初步的勾勒。下面，我们拟从研究重点和理论特征两个方面进一步描述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

一是研究重点的两次历史性的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

19世纪的西方美学的艺术理论，占主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有种种不同，但在研究重点上却完全一致，即都以研究艺术家为主，譬如浪漫主义美学强调“天才”和“主体第一性”，因而主要关注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灵感等：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虽然把艺术真实性放在首位，但通过对作品的研究，还是把批评的重点落在艺术家身上；实证主义则更关注艺术家的生平、传记等方面的研究，试图与其作品互相印证。

20世纪的西方美学，一开始仍然延续了上述研究重点，如表现主义美学就是如此；精神分析学美学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如弗洛伊德把艺术家的作品与其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理乃至病理历程结合起来研究，以后者来解释前者；直觉主义美学仍然把重点放在研究艺术家的心理、意识活动上。

但是，从20、30年代起，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美学的崛起，西方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从艺术家及其创作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作品研究为主。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不关心有关作家的生平与心理。到了结构主义，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罗兰·巴特声称，作品诞生后，“作者死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无关。

关注的目光从艺术家到作品，这是当代西方美学研究重点的第一次转移。

20世纪30、40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在重点研究文艺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如英伽登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萨特也对读者的再创造给予高度评价。结构主义美学后期也开始注意读者的阅读问题。到60、70年代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则完成了当代西方美学第二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作品文本转到读者接受上来。这个转移直到解构主义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美学中仍然维持了下来。

20世纪美学理论研究重点的这两次转移不只是研究对象或重点的偶然转移，而且反映了美学观念的历史性、根本性变化。每一次转移的结果，导致对前一种研究思路和格局的总体性扬弃，从而引发整个美学和艺术学观念的全局性变革，正如美国文艺理论家汤普金斯所说：“由于把重点放在读者方面往往会先消蚀、后来又破坏客观的文本，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家就越来越致力于重新界定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起初只是重点从一部文学作品的叙述者向它所指的读者的一次小小的转移，结果却变成了世界观的改变。”[1]不仅从文本向读者的转移是如此，第一次转移也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这两次转移既体现了整个文艺活动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三个主要环节的逻辑顺序，也显示了20世纪西方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这种世纪性的“巧合”，究竟纯属偶然，还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又一次印证，倒是令人深思的。

二是理论上出现了两个根本性转向，即“非理性转向”和“语言学转向”。

关于“非理性转向”，主要是就人本主义美学而言的，这在前面已讲得较多了，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不足以认识人类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世界；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如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如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等；美学就应当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人的非理性方面，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与突破，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这种“非理性转向”，给当代西方美学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和更新，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拓展。这种“非理性转向”在科学主义美学，如英国形式主义分析美学等观点中也有所体现。

其次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主要是就科学主义美学而言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的转向。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是什么”。针对这一质询，各派哲学分别从各自立场作了回答，从非常具体的水、火、土到相当抽象的“数”，这是他们对世界本质的基本看法。到17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人们所说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在此“转向”上，哲学由对世界本质的探询转到了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在这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哲学的真理由自明的转为有待证明、有待检视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这一“转向”中起到了带头人作用。他认为，对一切公认的传统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用理性来加以批判，这一哲学立场成为对经院哲学推崇信仰的后拨，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经历“认识论转向”之后的欧洲哲学，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者侧重于追问“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侧重于探询“我们是怎样知道的？”两者各有特色，但都已将“认识论”作为研讨的重点。

由笛卡儿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的两百多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由于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理论的启迪，更多地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相关，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到语言学轴心。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问题。[3]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1918年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也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在1930年发表的《哲学的转变》一文已隐含了“语言学转向”的提法，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4]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题目即为“语言学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5]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转向”问题在学界已有了自觉。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使得它的立论基点已大为不同。17世纪以前的哲学更多关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似乎弄清了它，其他疑难都可迎刃而解；认识论的哲学则是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它要求在对世界作出判断以前，应先对认识的可靠性和可能性作出回答：而语言学的哲学则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它对前两类问题并未简单否定，但强调要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

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语言学转向”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一脉里。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学的中心地位。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结构主义虽未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但仍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Parole），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Language）或“普遍的语法”。

“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人本主义美学中也有所体现。早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中，就提出了美学等于语言学的新观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此在”（人）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伽达默尔同样也把语言置于解释学美学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非理性转向”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美学中，“语言学转向”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美学中；但这只是大体而言，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转向”在两大主潮中常常交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个“转向”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巨大覆盖面和普遍性。

两次“转移”和两个“转向”，从另外两个维度上展示了20世纪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和理论特征，是对两大主潮的描述的必要补充和展开。

[1] 参见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2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6页。

[3] 罗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4页，伦敦，1915。

[4] 参见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 罗蒂编：《语言论转向》，导论，3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