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宏与《后汉纪》

《后汉纪》三十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年）撰。袁宏，字彦伯，善作咏史诗，以寄其情怀。他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专综书记”，为人“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21]。

袁宏对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甚推重，他自称：“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撰了一篇《三国名臣颂》，借评论三国名臣抒发对于历史的见解。他认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22]他把君臣关系视为致治的关键，而维系君臣关系的核心便是“名教”。这个思想，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一书中。

袁宏与司马彪的卒年，两者相距七十年左右。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种东汉史著述行世。他说到撰《后汉纪》的起因和经过是：“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袁宏撰集时参考、“缀会”的诸家东汉史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等。其中司马彪、华峤二家，《文心雕龙·史传》、《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评，似不应斥为“烦秽杂乱”者。至于“前史阙略”、“错谬同异”，诸史相比，当是可能的。袁宏的撰述兴趣在编年而不在纪传，所以他在参阅前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诸郡耆旧先贤传等文献，仿荀悦《汉纪》撰集此书。历时八年，最后以张璠《后汉纪》补东汉末年事，全书乃成。其记事，起于“王莽篡汉”，终于“魏以河内之山阳，封汉帝为山阳公”；正式纪年，起更始元年（23年），终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全书各以八卷记光武事和灵、献事，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上的这种轻重详略处置，反映了作者着意于写出东汉皇朝的兴起和衰亡。

《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二十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其礼贤如此”。全书皆类此。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编撰方法，写出了众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贯彻“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务。对于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悦，说他“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说他“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故袁宏“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23]。可见《后汉纪》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对名教的本质作了这样的说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他进而认为：“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24]这就是说，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这种关系是天地、自然所决定的，是无穷的、不变的，人们都应当恪守这种关系。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统群生”，故其与治乱盛衰有极大关系[25]。这种作用，一是通过“风化”发挥出来，即“立君之道”要本于“有仁有义”，弘扬“崇长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导“出乎情性”的“爱敬忠信”之风，从而使人们“服膺名教”[26]。二是要有制度的约束，“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27]。这就把名教同风化、礼法结合起来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区别的：“称诚而动，以理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于名教者少，故道深于千载；利名教者众，故道显于当年。”[28]袁宏并没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谓“利名教者众”的看法，说明他还是讲求实际的。袁宏一生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

《后汉纪》作为编年体东汉史，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往前，它追踪荀悦《汉纪》。《史通·六家》篇说：“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往后，它无愧范晔《后汉书》，故“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