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续汉书》和《后汉纪》的思想特点
一、司马彪与《续汉书》
《续汉书》,西晋司马彪(?—约306年)撰。司马彪,字绍统,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11],号曰《续汉书》”[12]。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它们是:律历志三篇,礼仪志三篇,祭祀志三篇,天文志三篇,五行志六篇,郡国志五篇,百官志五篇,舆服制二篇,凡三十篇[13]。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14]。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而《百官志》重在记百官“职分”,即职务禄位与责任范围,说明“表”与“志”的不同,而后者更详于官制的变化。其《舆服志》因是首创,故不独仅记东汉,而是通记“上古以来”舆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
第二,是强调了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司马彪认为:“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15]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16]这显然是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17]。他还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是违背“天道质诚”的,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18]这是进步的天人观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
南朝梁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即借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以补范晔《后汉书》之纪传。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19]这都反映出后人对《续汉书》八志的评价。
司马彪还著有《九州春秋》十卷,记东汉末年事;又据《汲冢纪年》,列举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均散亡。司马彪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20]《续汉书》八志可以说是很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这个史学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