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范晔《后汉书》的成就

一、范晔撰《后汉书》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30]。善文章，精音乐，宋文帝时以才学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后汉书》始于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年）左迁宣城太守之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人告发与谋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杀，时年四十八岁。其时，上距司马彪之卒约一百四十年、袁宏之卒约七十年。范晔在狱中作《与诸甥侄书》，阐说了他的为人、治学和撰写《后汉书》的一些重要情况，是一篇具有自序性质的文献。故《宋书·范晔传》全文收录了它。范晔治学，重在“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认为：“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主张“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他的治学态度和为文主张，在《后汉书》中得到具体的实践。他撰《后汉书》的全部计划，是要写成纪十卷、志十卷、传八十卷，合为一百卷。但他只完成了纪、传部分的九十卷就被捕入狱了，没有完成志的撰述。

范晔自己说：“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31]后人说他是“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又说他撰述中“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32]。这可能考虑到他身为庶子和宦途播迁的境遇，但范晔所谓“政恒觉其不可解”的话，似不必限于从个人境遇上去理解。范晔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于从历史上去寻求关于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的答案。范晔撰《后汉书》时，至少有十种汉、晋史家所著后汉史作为参考。范晔自称，他的《后汉书》虽“博赡”不及班固《汉书》，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可见，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后汉书》，而他的撰述目标却是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参照的。他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的评论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

范晔删削众家后汉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后汉书》中提到的有《东观汉记》和华峤《汉后书》，范晔称为“前史”。还有许多是他没有提到的。如其《党锢传》，可能来自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可能来自谢承《后汉书》之同名的类传；其“六夷”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有关的传。而范晔在整理材料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次上，则更多地受到袁宏《后汉纪》“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的影响。其于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于经学”，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绝域”，有的以“仗节能直谏”，有的以“明于天文”，等等[33]。总之，范晔对众家东汉史的“整理”之功，是更便于反映出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

范晔的历史评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本节第四部分将做详细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极盛。范晔《后汉书》行世后五六十年，南朝梁刘昭即为其作注。昭伯父彤曾集众家晋史注干宝《晋纪》，可见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本有家学影响。刘昭惜《后汉书》诸志未成，又据范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的计划，乃移司马彪《续汉书》志“注以补之”，合为一百三十卷[34]，“世称博悉”[35]。但二书仍系单行，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以后，范书彪志方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