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史”撰述的兴盛
第一节 撰写皇朝史的**
自《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汉书》开皇朝史撰述的先声，继而又有《东观汉记》和《汉纪》的行世，于是随着朝代的兴亡，后世史家极重皇朝史的撰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政权的建立和频繁更迭，出现了大批的皇朝，虽兴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这是这一时期史家撰写皇朝史出现**的史学上和历史上的原因。这个**的具体表现就是上文所说到的“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所谓“正史”，《隋书·经籍志》一般仅限于《史记》和历代纪传体皇朝史范围；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则自《史记》、《汉书》以下，不论纪传、编年，凡记一代皇朝兴亡之史，皆称“正史”。此处为叙述方便，取《史通》之意，但以“皇朝史”作为总称。
关于东汉史撰述。经东汉数代史家努力撰写的《东观汉记》，是东汉史的最早撰述，但它是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著作。三国以下，撰东汉史者，史家蜂起。在吴，有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在晋，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汉后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在南朝，有宋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范晔《后汉书》九十卷（今本有十篇子卷，合一百卷），有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这十一种是纪传体东汉史。还有两种编年体东汉史，一是晋袁宏《后汉纪》三十卷，一是晋张璠《后汉记》三十卷。以上十三种东汉史，大多遗佚，今存的只有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和袁宏《后汉纪》。清人姚之骃、孙志祖、王谟、章宗源、黄奭、汪文台、王仁俊等致力于已亡诸家东汉史的辑佚工作，以汪文台《七家后汉书》辑本最有价值[1]。今人周天游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作爬梳，重加整理，撰成《八家后汉书辑注》，于“七家”之外增补张莹《后汉南记》一家，书末附录八家后汉书著者传略、历代著录、评论、诸家辑本序跋及索引，颇可参考[2]。
关于三国史撰述。最早当是三国史家所撰之本国史，在魏，有鱼豢《魏略》五十卷；在蜀，有王崇《蜀书》；在吴，有韦昭《吴书》五十五卷（纪传体）。其后，有晋朝史家所撰各国史，其中魏史有王沈《魏书》四十四卷（纪传体）、孙盛《魏氏春秋》二十卷（编年体）、阴澹《魏纪》十二卷（编年体）、孔衍《汉魏春秋》九卷（编年体）、梁祚《魏国统》二十卷；蜀史有王隐《蜀记》七卷、谯周《蜀本纪》、习凿齿《汉晋阳秋》；吴史有张勃《吴录》三十卷、环济《吴纪》九卷。而以三国为一史者，则有晋陈寿《三国志》。以上，共十四种。自《三国志》出，诸家三国史尽废，以致散佚无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众书，作《三国志注》，保存了丰富的三国史事，为世所重，乃与本书共存，流传至今。
关于晋史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以晋史撰述为最。今可考者，共有二十三种，出于晋人所撰十二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史家所撰十一种。其中纪传体十二种，它们是：晋王隐《晋书》九十三卷、虞预《晋书》四十四卷、朱凤《晋书》十四卷、谢沈《晋书》（卷帙不详）、何法盛《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谢灵运《晋书》三十六卷，齐臧荣绪《晋书》一百一十卷，梁萧子云《晋书》一百零二卷、萧子显《晋史草》三十卷、郑忠《晋书》七卷、沈约《晋书》一百一十一卷、庾铣《东晋新书》七卷。另外十一种是编年体，它们是：晋陆机《晋纪》四卷、干宝《晋纪》二十三卷、曹嘉之《晋纪》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邓粲《晋纪》十一卷、孙盛《晋阳秋》三十二卷、宋刘谦之《晋纪》二十三卷、王韶之《晋纪》十卷、徐广《晋纪》四十五卷、檀道鸾《续晋阳秋》二十卷、郭季产《续晋纪》五卷。上述二十三种晋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如谢灵运、萧子显、沈约、庾铣等所撰；二是其中绝大多数所记皆非晋代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又不及其终。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又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北方十六国史。其后，唐初重修《晋书》而诸家晋史皆废而不传，这同它们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关的。清人汤球、黄奭致力于已亡诸晋史的辑佚工作，颇有成绩。今有南开大学乔治忠采汤、黄二人所辑佚文中之编年体部分，合为《众家编年体晋史》一册，并作校注，刊行于世，足可参考[3]。
关于十六国史撰述。《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篇小序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里主要就是指十六国史撰述而说的。唐初史家从正朔观念出发，认为十六国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窃号”，故将其史列为“霸史”。然其余诸语，所论还是中肯的。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以十六国史入“正史”，这是他的卓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十六国史撰述，无疑当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正史”撰述的一部分。十六国史多数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今列表以明其梗概：
以上凡二十九种，多以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4]，通记十六国史事者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魏书·崔光传》、《北史·崔光传》所附崔鸿传，记其撰述经过甚详。
崔鸿在北魏孝明帝时，以司徒长史兼任史职，修起居注。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著述之志，且有独立见解：
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隽、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
由此可以看出，崔鸿是一个颇具史识的史家，他认为十六国“各有国书，未有统一”是不妥当的，于是私撰《十六国春秋》。仅此一点，他在中国史学史上便应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但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也确有史事处置上的困难。第一，十六国史与北魏“国初相涉”，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第二，其先人曾在“江左”任职，故于东晋、南朝宋、齐等朝史事不予以记述，他自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第三，他未曾见到《蜀书》，总觉得是个缺憾。因此，他的《十六国春秋》并未公之于世。后因魏孝明帝命其“送呈”，这才具表奏上其书。他在上书表中写道：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竟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未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按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裁于今。……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从崔鸿的表文中，可知他撰《十六国春秋》，是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之初（500年），至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首尾二十二年，其艰难可以想见。崔鸿在表文中还说撰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可见他又是一个很严谨的史家。
当然，这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十六国史，因为它还缺少《蜀书》的有关内容。直到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530年），崔鸿之子崔子元又奏上完帙。他在上表中说：
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撰缉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傥或浅陋，不回睿赏，乞藏秘阁，以广异家。
崔子元说的“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是指其父崔鸿在正光五年（524年）奉诏“以本官修缉国史”。当崔鸿购得《蜀书》，“讨论适讫”时，便辞世了。一部《十六国春秋》，经父子两代，历时三十年终成完帙[5]。这是崔鸿父子对这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重要贡献。魏收《魏书·崔鸿传》对崔鸿略有微词，但其后论还是说：“鸿博综古今，立言为事，亦才志之士乎！”[6]刘知幾评其书日：“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7]由此可见，《十六国春秋》是反映十六国史事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唐修《晋书》中的“载记”，颇参考其书。自宋以后，十六国诸史皆散失无存[8]。清人汤球有《十六国春秋辑补》，庶可窥其一斑。
关于北朝史撰述。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风不及南朝为盛。北魏初年，邓渊等受命著《国记》，得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乃中辍。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450年）等撰成《国书》三十卷。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9]。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孝文帝时，乃命李彪、崔光等撰纪传体北魏史而未果。史称：“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10]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一百三十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这个时期的北朝史撰述，还有北齐崔子发撰写的编年体《齐纪》三十卷，已佚。这同当时的南朝史撰述比起来，实在显得过分寥落。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朝史撰述**中的一个例外。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小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四十四部起居注有四十一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其中，《晋起居注》多达三百十七卷（原注：梁有三百二十二卷），《后魏起居注》为三百三十六卷。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据之一。隋唐以后，“实录”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减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的一部分。尽管它们都已散失，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