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收《魏书》及其特点

萧子显死后十七年，即梁元帝承圣三年、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年），北齐魏收撰成《魏书》。萧子显死年，魏收三十二岁，可以说他们是不同皇朝的同时代人。

魏收（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出使过梁朝，也接待过梁朝派到东魏的使臣徐陵[177]。他与温子升、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魏收在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就被委以“修国史”的事务，这时他才二十六岁。东魏时，他担任过一些重要官职，但始终兼任史职。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撰写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178]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似无多少可称道处，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亦属难得。高洋之父高欢当年左右东魏朝政时，也对魏收说过：“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说明高欢、高洋父子看重历史撰述，看重他们身后的名声，也说明魏收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主要是：北魏初年邓渊所撰《代记》十余卷（太祖拓跋珪时）；崔浩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太武帝拓跋焘时）；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未成书（孝文帝时）；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宣武帝、孝明帝时）；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三十卷（北魏末年）；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牒、家传等。魏收与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斡等“博总斟酌”，历时三年余，撰成《魏书》一百三十一卷：帝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于天保五年（554年）三月表上；十志二十卷，例目一卷，于同年十一月表上。例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含子卷）。参与撰写十志的除魏收外，还有辛元植、刁柔、高孝斡、綦母怀文。魏收在表上十志时指出：“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例目已佚，其史例亦不可知。二十五序，俱存，见于《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179]，以卷七十四《尔朱荣传》后论文字最多。二表皆佚，今仅存《前上十志启》，编于诸志之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180]。

《魏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统治者的封建皇朝的皇朝史。十六国时期，曾经出现了许多记述北方各个割据皇朝史事的专书，但不论是皇朝本身的规模还是有关历史撰述的规模，都无法与北魏及《魏书》相比拟。《魏书》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关系的发展。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

《魏书》在编撰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如以《序纪》追叙拓跋氏的远祖上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如它称东晋皇朝的“僭”，是说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说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的，二者有不同的含义。还有，它在诸志中或追叙两汉魏晋沿革，或引两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也是为了表明北魏在典章制度上对先前这些皇朝的连贯性，等等。《魏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方面也很突出：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为突出的家传色彩，有的传竟列举五六十人之多。新增《官氏志》和《释老志》，前者首叙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后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当时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说明他在反映这种风尚和特点方面的自觉性。

魏收在历史观上同沈约、萧子显有相似之处。《魏书·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汾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其后论又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又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并把此事同“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相比附以示祥瑞。这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织“天命”的理论。《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道家预言的灵验。这些都是《魏书》中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