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魏收《魏书》与门阀势力
《魏书》撰成后,曾经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也有人说它“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录”,甚至还有人说它记事“妄有非毁”,是一部“秽史”。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修改《魏书》,所改仅限于个别门阀人物的先世。足见这场纷争,不过是因《魏书》宣扬门阀而又未尽如门阀之意而引起的,以此把它诬为“秽史”,是没有道理的。唐初以后,又有人说《魏书》“党齐毁魏”,记东魏、北齐间史事存在曲笔,用以加重“秽史”的口实。这就过分夸大了《魏书》的曲笔。事实上,唐初史学家们在讨论修撰前朝史时,已承认了《魏书》的“正史”地位,说它“已为详备”。李延寿在《北史·魏收传》后论中,一方面批评了魏收对《魏书》纠纷在人事上处置的失当,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魏书》的历史地位,说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隋唐时期,重撰元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而《魏书》独存,说明它确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
《魏书》是一部有很高史学价值的“正史”,但是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在他所撰的《北齐书·魏收传》里,以北齐人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此后,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也有为《魏书》讲几句公道话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替它洗去“秽史”之名。这里我们要对这一问题作简要的历史考察,以证“秽史”说之非。
魏收在北魏末年和东魏时期一直担任史职,但他正式受诏撰《魏书》,是在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博总斟酌”,对前人所修魏史的成果作通盘的研究,制订新的修撰计划;二是“辨定名称,随条甄举”,确定具体的内容和条目;三是“搜采亡遗,缀续后事”[181],对前人所记史事进行补充或续作。在没有完整的纪传体魏史做参考的情况下,魏收和他的助手们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包括纪十二卷、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的《魏书》。应当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如此。《魏书》刚一问世,便出现了朝臣聚讼、群口沸腾的局面,在北齐朝廷上掀起阵阵轩然大波,延续了十多年之久,以致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这三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过问此事。一部史书,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个中原因并不难探究。这就是:在门阀制度之下,死人的历史地位总是极其密切地跟活人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史书对于历史人物的门第、郡望、谱系、功业的记述,也就格外为他们的后人们所重视。《魏书》问世后,所谓“群口沸腾”、“众口喧然”,莫不为此。有人指摘《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指控“其家不见记录”。如范阳郡人卢斐说,其父卢同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应立为传首,不应附出于其族祖卢玄传下;顿丘郡人李庶说,《魏书》记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于是他们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史书不直”[182]。当时,文宣帝高洋对朝臣有关《魏书》的这些指摘,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指示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魏收都“随状答之”。可见,对《魏书》提出种种非议的人,都是《魏书》所记门阀士族的“诸家子孙”。只有他们,才如此敏感地把他们先人的家世、郡望跟自己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但是,一部国史,要满足所有门阀士族的“诸家子孙”在这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高洋以“谤史”之名惩处了少数人,但仍然改变不了“群口沸腾”的局面的时候,也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这样一来,“诸家子孙”的胆量更大了,要求更高了,“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不难看出,所谓“秽史”,本是“有家事者”或家事“不实者”等“诸家子孙”对《魏书》的看法。这就是《魏书》为“秽史”之说的由来。后来,魏收在孝昭帝和武成帝时曾两度对《魏书》作了修改。第二次修改的主要地方是:“遂为卢同立传,崔绰返更附出。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自云弘农(人)’,以配王慧龙‘自云太原人’。”从《魏书》所改正的这些内容来看,“诸家子孙”先前把它“号为‘秽史’”,也实在太过分了。
自李百药的《北齐书》行世后,《魏书》之为“秽史”的说法似乎得到了后人的承认而流传下来。刘知幾在《史通》一书里有许多地方批评魏收,其中有一处是这么说的:“(魏)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183]从刘知幾的这段话来看,《魏书》“秽史”说是在“升级”了。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方面,“诸家论讨”以及百余人“前往列诉”者,已不限于门阀士族的“家世职位”、门第郡望、专传附传等问题,好像这些人之所以喧然者,是因为他们更关注《魏书》“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这些原则问题了。另一方面,本来是“有家事者”们和家事“不实者”们把《魏书》“号为‘秽史’”的,现在则提高格调为“世薄其书,号为‘秽史’”了。调子高了,说起来也极痛快淋漓,但却离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秽史”之说是“诸家子孙”们不满于《魏书》对他们的先人的家世职位、门第郡望的记述而提出来的。这一点,《北齐书·魏收传》是表述得很清楚的。
继刘知幾之后,宋人刘攽、刘恕等人写的《〈魏书〉目录叙》里,把“秽史”说再一次“升级”,因而离开事实真相也就更远了。他们写道:“(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高洋)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众口沸腾,号为‘秽史’。”[184]在这里,“诸家子孙”同魏收“评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问题!可惜,这是一幅虚构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