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萧子显和《南齐书》

沈约同时代人中有不少史学家，《齐书》撰者萧子显是其中留下了著作的史家。

萧子显（487—537年），字景阳，南朝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他十几岁时，萧齐被萧梁所取代。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萧子显是比萧衍晚一辈的人，但他们很早就分支了。在梁朝，萧子显以自己的才华、风度和谈吐的出众，始终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后出为吴兴太守。子显善为诗赋，颇好辞藻。沈约读了他的《鸿序赋》，盛赞它是：“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这是说他有班固之才。梁武帝读了他的诗也说“可谓才子”。但萧子显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史学。他一生写了五部史书：《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同沈约一样，很重视东汉以来的历史。这些著述除《齐书》外都亡佚了。

萧子显撰《齐书》是得到梁武帝的同意的。据刘知幾说，他撰《齐书》是在天监年间（502—519年），也就是在萧子显三十一二岁以前。后人为区别萧子显《齐书》和唐初李百药《齐书》，称前者为《南齐书》、后者为《北齐书》。萧子显撰《南齐书》，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的《齐纪》、吴均的《齐春秋》和江淹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在体例上“本（檀）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内容上兼采诸家成果，著成《南齐书》六十卷。它包括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的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或上承刘宋，或起自萧齐，断限明快，但内容单薄。列传四十卷，改前史循吏、良吏为《良政传》，佞幸、恩幸为《幸臣传》，文苑为《文学传》，隐逸为《高逸传》；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于《宋书·索虏传》。另有《序录》一卷，已佚。全书今存五十九卷。萧子显作为齐的宗室、梁的宠臣，所以他在《南齐书》中一方面要为萧道成回护，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当然不能直接写出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说明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有八志，确乎难得，这包含了江淹首创之功。其中，《礼》、《乐》、《州郡》、《百官》、《舆服》等略述萧齐一代的典章制度和民俗风情，颇多参考。而《天文》、《祥瑞》、《五行》等则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的灵验，甚至不惜编造出崔灵运“梦天帝谓己曰：‘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这样的谎言，来证明齐之代宋实属天意。这使《南齐书》在历史观上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南齐书》的一些列传的写法，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时，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旨意；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充当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特殊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时，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家赵翼评论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172]但在神秘思想的笼罩之下，萧子显的史才不免给人一种苍白的印象。

萧子显和沈约在他们撰写的史书中都着力宣扬神秘思想，一方面固然有“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也跟梁武帝时佛教大盛的社会影响有直接关系。梁武帝是南朝统治者佞佛的突出代表，他广建僧寺，甚至“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173]。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为“皇帝菩萨”。正当大江南北被僧寺香烟弥漫在神秘的迷雾之中时，生活在齐、梁之际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年），于天监六年（507年）发表了不朽的《神灭论》，向佛教经论挑战，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出面邀集朝贵、宗亲及名僧六十四人，与范缜辩难，企图使范缜屈服。但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174]，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在这场对范缜的“围剿”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175]，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谈，良用骇惕”。年轻的萧子显未与是役，但他在二十八年后即中大通七年（535年），以酣畅的笔墨、陶醉的心情写出了《御讲摩诃般若经序》的长文，歌颂梁武帝讲经的盛况：“长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霤，僧侣山积，对别殿而重肩，环高廊而接坐，锥立不容，荆刺无地。承法雨之通润，悦甘露而忘归；如百川之赴巨海，类众星之仰日月。”[176]自皇太子、王侯以下，听讲的中外僧俗竟达三十多万人。沈、萧的神秘思想和唯心史观，都可以从这里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