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书》志的成就

《宋书》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在价值上更有超出本书纪、传之处，是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接续前史之志。八志中的《律历》、《礼》、《天文》、《五行》、《州郡》等志，都是从曹魏讲起，是《宋书》志的创始者何承天“以续司马彪《汉志》”的主旨；《乐》从秦汉讲起，《符瑞》叙自上古，《百官》通叙秦汉魏晋至宋官制沿革流变。何承天、沈约撰志中的这种接续前史、贯通古今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宋书》志仰包曹魏、囊括两晋，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在史学上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刘知幾《史通·断限》篇批评它失于断限，是未察撰者深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锡进而指出这是“史家之良规”，“理固宜然”[170]。

第二，概述志的历史与理论。《宋书》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书各志的缘起，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论认识，是一篇难得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关于志的历史论纲。如：

——论志的起源。它写道：

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

这一段文字，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班固创立志目及撰写相关内容的贡献，以及其后诸多学人提出充实、完善各志内容的种种主张。其间，包含着对前人史学功绩的辩证认识与合理评价。

——论《艺文》、《沟洫》二志之重要。它写道：

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佚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于今可得而略。

这里强调了“耆生硕老，常以亡佚为虑”，是撰写《艺文志》的原因，虽不尽全面，但中国士人重视典籍的整理和流传，无疑是一个优良传统。至于说“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因而立《沟洫志》是必要的，这个见解是极为正确的。但可惜的是，《宋书》并未立此二志，是《宋书》志的一大憾事。

——论礼、乐的内容和变化。《宋书》礼、乐二志的内容，颇为清晰、明了，使读史之人易于把握其源流与宗旨，它写道：

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政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哇之辞，并皆详载。

由此可见，《宋书·礼志》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保存了古礼的成分，又增添了后人所补充的名目，反映“礼”是因时而变的。《宋书·乐志》收录了许多乐章，既反映了时代风貌，也保存了乐曲之史的重要文献。

——论《宋书·州郡志》的时代特点。《宋书·州郡志》的设立，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东晋、南朝时期，地理建置的不断变化和人们的思乡恋土之情，它写道：

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大宋受命，重启边隙，淮北五州，翦为寇境，其或奔亡播迁，复立郡县，斯则元嘉、泰始，同名异实。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

从这一段文字的叙述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形势及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即使在政治分裂时期，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统一理念仍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所谓“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确为史家之深识的反映。

第三，《宋书》诸志中有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记载，如《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以及他与戴法兴的长篇论难，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要文献。《乐志》以乐随世改的撰述思想，叙述歌舞乐器的缘起和演变，同时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一些乐章、歌词、舞曲，具有独创风格，为前史乐志所不及。《州郡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区域建置的变动，尤其写出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和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变动的重要地理文献，等等。《宋书》的志都写得丰满而有序，在“正史”的志中颇具特色。

《宋书》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它记载了诵观音经千遍即可免灾的故事[171]。《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记载。这反映了沈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梁书》本传记他建议萧衍行禅代之事的话：“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这可见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为统治者的统治编织神圣的外衣。在这一点上，《宋书》更甚于《三国志》而愈益衬托出《后汉书》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