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按指曹操——引者）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条注文使后人认识到曹魏屯田的具体情况。又如，于陈寿记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事，裴注曰：

《魏书》载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这是表明豪强之恶及曹操措施的正确。再如，于陈寿记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事，裴注曰：

《魏略》载公上书谢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毕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几显达。会董卓作乱，义当死难，故敢奋身出命，摧锋率众，遂值千载之运，奉役目下。当二袁炎沸侵侮之际，陛下与臣寒心同忧，顾瞻京师，进受猛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诚不自意能全首领。赖祖宗灵佑，丑类夷灭，得使微臣窃名其间。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口与心计，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遗付子孙，自托圣世，永无忧责。不意陛下乃发盛意，开国备锡，以贶愚臣，地比齐、鲁，礼同藩王，非臣无功所宜膺据。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将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

曹操的这封上书，一方面说明了一些事实，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时权力分配形势的微妙情况[159]。总之，类似这样的注文，不仅补充了重要的史实和文献，也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同时，裴注也有一些议论文字，表明他不赞成陈寿在有的历史事件上的表述及有关的评论。如针对陈寿认为“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的评论，裴注予以驳斥道：

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

应当说，裴注对荀彧的评论是大胆的，也显示了注者的见识[160]。又如针对陈寿发表“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的评论，裴松之亦表示不能赞同，注文曰：

臣松之以为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今讥其“未尽”而不著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161]

这一段话，不仅涉及评价的差异，也指出了原书在史事上的不足。当然，陈寿本是蜀国之人，对蒋、费当有真实的了解，陈、裴在评论上的歧异，也只有留待后人评论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裴注说：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类。

这是首先概括了裴注的宗旨，接着批评裴注“嗜奇爱博”的缺点，下文还指出裴注中有“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的实例，但又“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以致“为例不纯”。四库馆臣最后写道：

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162]

这些评论，大致是中肯的。但所谓“转相引据”，反多于本书，似有夸大之嫌。

关于裴注，还有一个方面是人们未曾给予关注的，即裴注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从这些见解中，可知裴松之不仅是一个注家，也是一个史学批评家。如陈寿记曹操与诸将议征刘备事，诸将认为：“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裴松之于此处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中的记述：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于是，裴松之继而批评道：

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163]

今以陈寿所记曹操语同孙盛所记相比，前者要高明得多。孙盛此类表述，实不足取。

又如陈寿以荀攸、贾诩同传，并于传后评论说：“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张）良、（陈）平之亚欤！”针对陈寿的这一做法和说法，裴松之批评道：

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164]

从这一段批评文字来看，裴松之对于历史人物的定位和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编次是十分重视的，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的理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在具体处置上，陈寿与他或有见仁见智之处，联系他对孙盛的批评和其他一些史学批评言论，我们对裴松之史学的特点，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这说明《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早在东汉末年，应劭就有《汉书》集解。后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都是以搜集丰富的文献作注为特色。裴松之之子骃撰《史记集解》，也是“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而成[165]。其后，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书》等，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史注发展上的风格。裴注称得上是这种风格的代表，这是它在史学史上的价值。

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为学术界所重视。其注文历来被认为多过陈寿本书数倍。现经研究者细致统计，《三国志》正文为三十六万多字，裴注为三十二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四万余字[166]。宋人叶適批评有人提出重修《三国志》的论点，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167]，固然偏颇；但今人也有提出裴注价值远在原书之上的说法，亦属失当。《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是裴注无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国志》的存在作为比较才更显出其价值的重要。这可谓离则两伤，合则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