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寿的历史思想

陈寿撰《三国志》，除了他对魏、蜀、吴的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器识以及于分裂中仍不失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识外，其历史思想在《三国志》中还有另外几个方面的突出反映。这就是关于“神明”和“天命”及其与人们的现实命运的关系，关于历史形势及其与人们的实际活动的关系，关于政治制度与历史前途的关系，关于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评价等。

陈寿对于“神明”和“天命”，是采取淡化的态度。他没有直接表明“神明”和“天命”的作用。陈寿记刘焉听信“究极图谶”的董扶所言“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乃“意更在益”，到了益州后，“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并“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其意渐盛，但终究不免于失败。针对刘焉的结局，陈寿评论说：“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144]陈寿说“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说明他没有否定“神明”和“天命”的存在，但他对散布图谶之言和相信董扶妄人的刘焉持明确批判的态度，说明他是把观察形势、时变的重心放在人事方面。他正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刘焉在政治上的能力与他的政治打算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陈寿的历史思想中还是多少存在着宿命论的成分。如他写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145]桥玄如何判断出“天下将乱？”即使他善于观察形势，他又怎么能判断出“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就不免在宣扬一种神秘论了。又如他写刘备，说是其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又说刘备“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又借刘元起的口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146]所记“往来者”语、刘备语、刘元起语，也都具有神秘的色彩。这虽不是宣扬“神明”与“天命”，但还是会给从人事出发的思想罩上一层阴影。陈寿历史思想的矛盾性就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

综论形势是陈寿历史思想的重要方面和特点之一。从陈寿对袁绍、袁术、曹操、董卓、刘表等人的政治实力及方略的分析，揭示出东汉末年的历史形势及其发展前景，其论述方法是以客观同主观相结合作出判断，而不空发议论。陈寿论袁绍和曹操双方的形势及作为时这样写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按指曹操——引者）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147]

陈寿首先指出，从政治形势和政治实力方面看，袁绍占有优势，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接着指出，由于曹操在主观条件上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以至于以这种主观优势来改变自身所处的客观形势，最后成就了大业。在这里，陈寿实际上是涉及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转换问题，而这种认识正是从对具体历史形势的分析、对比中而得到的。

陈寿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分析董卓、袁术、袁绍、刘表在同一历史形势之下的政治前景，他写道：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148]

董卓手握相当的政治权力，但为人不仁，自取灭亡。袁术本无政治方略，不能成其气候。袁绍、刘表客观上具备相当实力，但外不能用贤，内不能遵礼，终于遭到失败的命运。

陈寿对形势的分析，是同他对三国形势有总揽全局的器识相关联的。前者是从主客观形势条件的结合中作出判断，后者是从客观形势的总相中恰当看待各方面的历史地位。这都反映了陈寿历史思想中善于把握形势、阐述形势的积极因素。

陈寿对合理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影响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视。他称赞汉末以来所实行的刺史制度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写道：

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见述于后也。[149]

陈寿的这番议论，是出于对汉末曹魏一批善于为政的刺史的赞扬，进而涉及对制度的评价。这也就是说，制度的优劣是要从其行政结果来作判断的。如陈寿在本篇开始就记刘馥事迹，写道：“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按指雷绪，时江、淮间聚众者之一——引者）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150]从这一记述来看，刘馥这个刺史，确实为政有方。其缘故之一，就是改变了以往只限于“司察”而已。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不同的政治体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果。本篇所记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等人的行政，多类此，故陈寿评价说“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纷争之中成为一个胜利者，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种“总统诸郡，赋政于外”的刺史制度的有力执行，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陈寿的历史思想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对于分封制的肯定。他结合曹魏的历史和孙吴的历史，从不同的视角反映出他的见解。首先，他针对曹魏所实行的“分封”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151]

陈寿的这种见解，在此前后人们都有所涉及。裴注引《袁子》和《魏氏春秋》亦持这种见解，尤其是《魏氏春秋》引用魏氏宗室曹冏向曹爽的长篇进言，反映了实行分封制是魏、晋间的一股强劲的政治思潮。陈寿在西晋时作《三国志》，其之所以不回避这一政治上极敏感的问题，或许也是希望西晋统治者接受曹魏这一“为法之弊”的教训。其次，陈寿又针对孙吴的历史，比较含蓄地提到类似的问题。他在叙述孙氏宗室为巩固孙吴统治所做出的业绩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夫亲亲恩义，古今之常。宗子维城，诗人所称。况此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克堪厥任，不忝其荣者乎。故详著云。”[152]这里虽未涉及分封制的问题，但他以正面的史实来说明宗室对于维护孙氏统治的贡献，隐约地表示了实行分封制的必要性。陈寿这一见解的提出，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的发展来看，却反映了他历史思想中保守的一面。

陈寿的历史思想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显得尤其丰富，其间不乏深刻的见解。如：

——论君主的才干与君主的奢侈作风之矛盾终会导致败亡。陈寿评论魏明帝说：“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153]陈寿批评魏明帝曹叡“遽追秦皇、汉武”，一是指他“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而“百姓失农时”。二是指他听信妖言，认为“天神所下”之“登女”，可“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154]，弄得性命不保。这是表明，再有才干的君主，一旦陷于奢侈和迷信，就将走向衰落、败亡之路。

——论有勇无谋且反复无常之人，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陈寿评论吕布时这样写道：“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155]在陈寿看来，像吕布这种人，不仅会受到人们的鄙视，而且迟早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论杰出人物亦有“非其所长”之处。陈寿论诸葛亮，历来受到后人关注，这是因为他本是蜀臣，后入晋为史官，这似乎给他在评价上造成了两难，故后人对此各有不同的见解。其实，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还是平允求实的。他写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56]

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至少有两点是可贵的。一是他并不因自己曾为蜀臣而讳言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二是他并不因为诸葛亮是“管、萧之亚匹”而讳言其短。从三国的客观形势看，以蜀国的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连年动众”确非上策；至于“应变将略”主要也是从各方形势估量上着眼的。总的说来，陈寿关于诸葛亮的评论，显示出他的史识的高明。

陈寿的历史思想反映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内容丰富，方法多有变化，或同时人之比较，或古今人之比较，或德才之比较，或器识之比较等，读来多有发人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