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汉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

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是继《史记》、《汉书》中的类传之后，有重要史学价值的撰述，在内容上和思想上对后世历代正史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对范晔来说，这也是他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视野的重要反映。

在范晔的《后汉书》之前，司马迁的《史记》撰有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类传，《史记·刺客列传》也是属于类传之列的；班固的《汉书》撰有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类传。以上，《史记》凡十种类传；《汉书》删去滑稽、日者、龟策、刺客四传，增外戚传，凡七种类传。《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有的说者认为《三国志》撰有方伎、后妃、王公等类传[56]；其实，陈寿的类传意识是很淡薄的，今人把上述有关人物的传记视为类传似觉勉强。

范晔《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在类传的撰述上有突出成就的皇朝史。它继承了《史记》、《汉书》中的循吏、酷吏、儒林等传，删去了《史记》、《汉书》中的刺客、游侠、滑稽、货殖、外戚等传，增写了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后汉书·党锢传》亦应以类传看待。总上，《后汉书》有类传十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撰述，一方面有对前史的继承，一方面又有许多创新。

《史记》、《汉书》、《后汉书》在类传的编次上多有不同。《史记》的十种类传，除《刺客列传》编于《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之间外，其余九种均编于书后，居《太史公自序》之前；而《循吏列传》与《儒林列传》之间则有《汲郑列传》，《酷吏列传》与《游侠列传》之间则有《大宛列传》，即诸类传并不完全依次相衔。《汉书》的类传基本上是依次衔接的；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外戚传》与《元后传》、《王莽传》三篇相连属，编于书后《叙传》之前。《汉书》这种编次，是为了突出外戚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与特殊作用。《后汉书》类传的编次，大致采用与《汉书》相同的做法，只是《党锢列传》的编次稍稍提前，以便与有关人物传记相联系。

此外，《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撰有民族传。在民族传与类传的编次上，三书亦不相同。《史记》的类传大都置于民族传之后，而且民族传和类传是可以交叉编次的，甚至可以和杂传交叉编次。而《汉书》、《后汉书》的类传大都置于民族传之前。这反映了司马迁同班固、范晔在编次思想上的异趣。

至于后妃、宗室、外戚等传，则可视类传的常例，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范晔《后汉书》的类传中那些不同于《史记》、《汉书》的部分，大多也是别有所承的。除东汉累朝所修的《东观汉记》外，还有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晋人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其中有些是撰有类传的，兹列表作如下比较[57]：

此外，薛莹《后汉记》有《后妃传》，华峤《汉后书》有《孝子传》。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可知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是借鉴了谢承的《后汉书》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即舍弃了谢承《后汉书》中的《风教传》，采纳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党锢传》；而对于薛莹《后汉记·后妃传》和华峤《汉后书·孝子传》，则不予采纳。又《汉书》有《外戚传》，叙后妃及其亲属事，范晔不采，而立《皇后本纪》，其序称：“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所谓“西京《外戚》”，即指《汉书·外戚传》。这都显示了他在继承前人成果时，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范晔《后汉书》在类传方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显示出来的他的社会视野与历史视野。

范晔《后汉书》类传以及它的民族传，向人们显示出了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深邃的历史视野。这里，只就其类传略作分析。

首先说社会视野。

比起《史记》、《汉书》来看，《后汉书》的类传，增立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连同与《史记》、《汉书》相同或相近的循吏、酷吏、儒林、方术等传，它向人们展现了史家的广阔的社会视野。大致说来，党锢、循吏、酷吏、宦者等传是反映政治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儒林、文苑两传是反映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方术、独行、逸民、列女是反映社会风气方面的特点。

如果说循吏、酷吏的存在及其种种现象，东汉同西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在范晔看来，“党锢”现象则是东汉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现象，而宦官的作用及其对东汉政治统治的影响之大也是前朝所没有的。这两种类传的创立，正是史家深刻的政治眼光的反映。而“党锢”这一现象的出现，又是东汉官僚势力同宦官势力斗争的产物，故党锢、宦者二传恰可互为表里，成了同一事件的两个侧面。这样，史家就把东汉政治生活中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历史现象及其代表人物翔实地记载下来了。范晔在《宦者列传》序中说宦官得势的情况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他们“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致使“汉之纲纪大乱”。他很详细地描述了宦官们作威作福、聚敛财富、竞恣奢欲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臧；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

范晔在这篇序文的最后写道：“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在他看来，东汉皇朝以宠信宦官开始，最终必为宦官所灭，这是很自然的。可见，宦官给东汉政治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与此相映衬的是，《党锢列传》从东汉末年桓、灵之际出现的“党锢”现象，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官僚、儒生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及其结局。这个斗争，以“党锢”贯穿其间，首尾二十余年，许多正直的官僚、儒士，陷于“党议”，遭到迫害，其中重要的一次致使大臣百余人“皆死狱中”。于是“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其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其后进而在州郡各地“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58]。范晔经过对“党事”的认真考察，“其名迹存者”有三十五人，在《后汉书》中都有所记载：有的另有专传，有的附于祖传，凡十四人；《党锢列传》所记，凡二十一人。要之，读了《宦者列传》、《党锢列传》，人们对于东汉政治中这些十分突出、十分复杂的史事与人物所交织起来的历史局面，可谓洞若观火。

《儒林列传》、《文苑列传》所载人物，集中地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思想文化面貌。其《儒林列传》继承了《史记》、《汉书》的儒林传，而《文苑列传》系《后汉书》所创立。今本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无序与论，仅有赞语。故范晔创文苑的主旨已不得其详[59]。其赞语云：“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费。”这首赞语，前几句是讲文章的价值，后几句是讲文章的要求，反映了作为史学家的范晔对于人们的文章、才学在社会历史中应有位置的重视。《文苑列传》所记约二十人，都是“以文章知名”、“以文章显”、“以文章博通称”、“有文才”、“有才辩”之辈。杜笃传所录《论都赋》，崔琦传所录《外戚箴》，刘梁传所录《辩和同之论》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面貌之某一方面的重要文字。诚如范晔所云：“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篇辞”既是“情志”的表现形式，它们自然也有助于反映社会历史面貌。范晔的这一认识是很深刻的。

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反映了东汉社会风气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独行列传》是阐述那些“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的人们的可贵品质[60]，以反映一时之风尚。《方术列传》旨在揭示“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于是形成“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61]的社会风尚。《逸民列传》揭示了两汉之际政治紊乱、士人远遁的状况，以及东汉一代政治状况与士人或显或隐的变化，称颂“帝德”的清明和士人的“耿介”，反映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列女传》是为了称颂“女德”，表彰“贤妃”、“哲妇”、“贞女”，并着意为普通女子立传，以补“世典咸漏”之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国妇女的面貌，即所谓“端操有踪，幽闲有容”[62]。《后汉书》的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除《方术列传》与《史记·龟策列传》略有相似外，其余都是新创；从范晔的序文与赞语来看，这些类传的创立，都是为了揭示东汉时期某一方面的社会风气。

由于范晔《后汉书》没有留下“志”，其类传便成了反映范晔社会视野的重要依据。今观党锢、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其所载人物及其行事，在反映东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确有重要的价值。而这类类传的序与论，则又表明其撰者并不囿于东汉一朝的人和事来寄寓自己的见解，而是同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和事；从而反映出撰者之深邃的历史视野。

《后汉书》类传的历史视野，表明范晔对历史的认识，有贯通古今的意识和特点。这主要反映在诸类传的序、论之中。如其论“逸民”现象，是从尧和西周初年讲起，认为“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所谓“颍阳之高”，指的是高士巢父、许由；所谓“孤竹之洁”，指的是国灭而不食周粟的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范晔认为，从这以后，逸民现象便“风流弥繁”，其情形亦各相异，然后讲到两汉之际及东汉一代的逸民。其论宦官，则引用《礼记·月令》和《诗经·小雅·巷伯》，用以说明“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然后，他讲到历代宦官的危害，而尤重于两汉。其论党锢、酷吏、方术，均追溯至西汉，如论党锢的产生，一则起于西汉时“党同伐异”的文风，二则起于王莽“专伪”、“篡国”的变故，三则起于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政局，正直的人们为表示“抗愤”和“横议”，于是“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其论循吏、儒林、列女等传，因皆限于东汉，而尤见其一气呵成之功，显示出“中兴之美”或永平之盛等。可见，范晔《后汉书》类传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其特点是对历史上同类人物作历史的考察，从而为所要记述的时期之同类人物作恰当的定位，使人读来既有其时代感，又有其历史感，于一代皇朝史中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

范晔《后汉书》类传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无疑对深入地反映其撰述旨趣大有裨益，而这样的视野和旨趣，又决定了《后汉书》类传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价值。

范晔《后汉书》类传很鲜明地反映出著者的思想旨趣；这些旨趣同全书的撰述旨趣相关联，但在这里亦表现出其固有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深刻地反映了著者对东汉皇朝政治统治之得失成败的关注。《宦者列传》、《党锢列传》的创立，最能表示著者的这一旨趣。范晔在《宦者列传》序中，对汉代宦官在政治上的得势作了历史的考察：汉武帝时，有的宦官受到宠爱；元帝后，有些宦官始“以佞险自进”，终以“损秽帝德”；东汉和帝以后，“于是中官始盛”；明帝以后，则被“寄之国命”，终于弄得“汉之纲纪大乱”。范晔引用前人的话说：“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尤为难得的是，范晔不只是揭示出东汉一朝宦官乱国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探讨了宦官何以能够得势的原因。他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从所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63]

这一段话，对于总结宦官作为古代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集团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大作用与危害的原因，确是一篇中肯的评论。第一，他指出了宦官作为“刑余”之人，人们在各方面对其较少顾忌，因而容易取得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少主”、“女君”）的信任；第二，他指出了一些宦官擅长于用“忠厚平端”、“敏才给对”、“借誉贞良”的手段来伪装自己，以达到“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的目的；第三，他指出了宦官势力一旦养成，则除之甚难，致使“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对宦官做出十分精辟的分析。其中包含着从生理的分析到心理的分析，从手段的狡猾到权力的膨胀之种种形式的揭露，都能发人深省。《后汉书·宦者列传》对宦官劣迹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但历代统治者仍要重用宦官，而确有不少重蹈“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的覆辙，这虽是统治制度使然，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长久的。

东汉政治统治的得失成败，是在斗争中演进的。对此，范晔看得十分清楚，也十分重视对于这种斗争的描述和剖析，《党锢列传》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党锢列传》序称：“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范晔对“党锢”的评价。于“党锢”诸人传中，范晔则一一记述了他们对宦官专权之斗争的大义凛然及其悲壮的结局。如写李膺打击宦官，宦官“皆鞠躬屏气”，声称“畏李校尉”；写李膺免官归乡里后，其影响甚大，“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写李膺在朝廷“收捕钩党”的形势下，自诣诏狱的气概。又如写范滂“即自诣狱”时，其母与之诀别的对话，都写得震撼人心。范晔于传中就李膺发论，写道：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这把李膺三代人的气节都写出来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著者对于东汉一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深刻认识及其是非判断的明朗如昼。

这场斗争的结局，是以“党人”的不断遭到杀戮、罢免、禁锢和宦官的继续得势而告终，随之而来的便是东汉皇朝的崩溃。范晔写道：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兹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然矣。[64]

等到需要宦官出来要求皇帝大赦党人，可见危机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了。范晔把黄巾起义称为“贼”，这是必然的；但他从宦官专权和朝廷对党锢的处置，揭示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确有卓见。

第二个特点，是突出地反映了著者在评价历史人物上重操守、重才行的价值标准。在这一点上，范晔是深受司马迁的影响，继承了《史记》的传统。范晔曾批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65]可见，范晔同司马迁在思想上是相通的。范晔评价历史人物之重操守、重才行的价值标准，在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类传反映得尤为突出。如他以“皆天下善士”称颂“党人”，并以“渭以泾浊，玉以砾贞”来比喻“党人”节操的高洁。他在《循吏列传》序中称赞说：“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至于独行、逸民、列女等传，也都是着眼于历史人物的德行。尽管如此，范晔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并不以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历史人物，而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即所谓“性尚分流，为否异适”。他认为：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

尽管人们表现出来的特点不同，尽管每一种表现都谈不上“通圆”，但却都显示出可贵的“风轨”，即所谓“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这就值得史家记述，“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66]。《逸民列传》是记述那些“志意修”、“道义重”的人；《列女传》是表彰那些“才行尤高秀”的女子，以补“世典咸漏”，开中国古代正史女子类传之先声。

同推崇人们操守、才行相对待的，是范晔在《宦者列传》中从德行、道义上对宦官种种劣迹的揭露和鞭笞。而在《酷吏列传》中，范晔一方面承认历史上存在“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的情况，因而也就没有完全否定“以暴理奸”的酷吏的作用；但他终究还是认为“末暴虽胜，崇本或略”[67]。他还是主张仁信之道、大信于人的为政方针。

第三个特点，是十分鲜明地反映了著者关于思想文化对于世风治道之重要性的思想。《儒林列传》为经学家立传，自《史记》始；《文苑列传》为文章家立传，自《后汉书》始。可以认为，《后汉书》中的《儒林列传》和《文苑列传》这两篇传记，比较集中地记述了东汉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人物。儒林，是记经学家；文苑，是记文学家。司马迁首倡史学“成一家之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迅速发展，从经学的藩篱中脱离出来，蔚为大观。范晔《后汉书》立《文苑列传》，并列于《儒林列传》之后，客观上有突出文章家之历史地位的作用。这同南朝学人不仅重史学，而且重辞章有很大关系。在范晔看来，儒林与文苑，都是历史上不可不记的人物，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于学术文化史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学术文化之影响于世风治道的认识。如《儒林列传》后论指出：东汉初年，光武帝“专事经学”，一度轰轰烈烈，虽然带来了一些弊端，但对世风的熏陶，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范晔的这一见解，为后人所肯定，所重视。

《文苑列传》所记诸人，所录诸文，也反映了范晔的上述认识。如《杜笃传》记：“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这首约两千字的《论都赋》是历史上较早分析都城与政治之关系的作品，涉及西汉及两汉之际得失成败的诸多问题，可作为史论、政论看待。又如《崔琦传》记：“崔琦……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这篇箴文，概说了自三代至汉宣帝间有关后妃及其族人行事的经验教训，它为讽喻外戚梁冀而作，而其意义却不限于此。再如《刘梁传》记：“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可惜其文已佚。凡此，都可以见范晔之所以作《文苑列传》的深意。

总体来看，范晔《后汉书》类传在揭示东汉政治得失方面，在称颂历史人物的才行方面，在关注世风治道方面，都反映了著者的积极的思想旨趣。因此，《后汉书》类传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后汉书》的组成部分，并因其所具有的特色而处于重要地位，这是《后汉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的因素之一。其次，在于它对后世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后世历代正史类传撰述的影响，如：

——在其之后设立“宦者传”（阉官、宦官传）的有《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凡九家。

——在其之后设立“文苑传”（文学、文艺传）的有《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明史》，凡十五家。

——在其之后设立“独行传”（卓行、一行传）的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凡四家。

——在其之后设立“方术传”（方伎、艺术传）的有《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三家。

——在其之后设立“逸民传”（隐逸、高逸、处士、逸士传）的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凡十一家。

以上除《旧五代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类传外，其他晚于《后汉书》的历代正史的类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汉书》类传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史记》在开创类传方面有杰出的贡献，非他史可比；《后汉书》在发展类传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亦非他史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