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汉书》史论的境界
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68]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负地来评论自己的史论,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以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
近年来,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屡有论文面世[69],读者可做参考。本书所论,或有异同,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
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70]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適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71]尽管叶適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为以怪。
第三种看法是以称赞为主要倾向,而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从流传和影响来看。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响。梁朝萧统所编《文选》,第四十九卷共辑选史论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干宝二首,范晔四首(即《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二首;赞语四首,其中班固三首,范晔一首(即《光武纪》赞)。范晔的史论被选入的最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据《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上》著录,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此。可见,自南朝至北宋,范晔史论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次,从对范晔史论的整体评价来看。一般地说,刘知幾是不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72]。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做总的评价,他认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73]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作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颇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
关于这一点,在王鸣盛之前,顾炎武论两汉风俗时,曾有所涉及,可与王鸣盛之论相互印证,顾炎武指出: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原注:《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原注:《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74]
从顾炎武所论中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即认为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是有切实的社会历史根据的,并不只是反映他的思想倾向与“为人”操守。
清人赵翼也是推崇范晔史论的,他举例说:
又其论和熹后终身称制之非,而后崩后则朝政日乱,以见后之能理国。论隗嚣谓其晚节失计,不肯臣汉,而能得人死力,则亦必有过人者。论李通虽为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谶记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为王莽所诛,亦不可谓智。此皆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75]
赵翼是精于考史又擅长史学批评的史家,他所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极容易引起歧异认识的人物;因此,用范晔对这几个人所做的评论来说明范晔史论的面貌,当是有说服力的。赵翼最后所做的“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的结论,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
范晔史论之所以受到重视,除上述顾炎武、王鸣盛、赵翼分别说到的有关因素外,还有哪些原因呢?通观王鸣盛所举诸论,对范晔史论大致可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评论平允,二是推明忠义,三是致意风俗。
关于评论平允。王鸣盛在“邓禹论”条下引《后汉书·邓禹传》后论并对此发表评论说:
“论曰:邓公功虽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云云。蔚宗此论,不甚贬禹,而亦深许光武,最为平允。袁宏《后汉纪》第七卷为禹论,乃深责光武,以为功高不赏,反复为禹惋惜、呼冤。愚谓禹粗定长安,旋为赤眉所败,废然而返,功颓业丧,虽归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为幸多矣。宏此论殊不平。[76]
王鸣盛认为范晔对邓禹及光武的评论“最为平允”,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作为根据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邓禹同光武的关系来看,他同意范晔的认识。第二个因素,是从邓禹的全部宦途来看。第三个因素,是从范晔史论同袁宏史论的比较来看。这末了一点很值得注意。《后汉纪》先于《后汉书》成书,但范晔并不受前者史论的局限,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从范、袁二人史论的比较中,王鸣盛得到了“平允”与“不平”的两种结论。王鸣盛关于“平允”的结论,还见于他对“马蔡论赞”的评价,他写道:“《马融》、《蔡邕传》各为一卷,而论分赞合,变例也。马论虽贬之实惜之,反复有味,蔡论则全是申雪矣;赞亦抑马扬蔡,平允而意致深长。”[77]此处所论,不仅是“平允”,还加上了“反复有味”、“意致深长”,史论要达到这一意境,可谓难矣。
关于推明忠义。如上文所说,王鸣盛对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尤为称颂,其《陈蕃传》后论,便是突出一例。范晔《后汉书·陈蕃传》后论是这样写的:
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78]
这一首史论,从陈蕃个人际遇的结局,论到了士人的志向及不同的处世态度,进而论到信义、民心、朝代存亡,其旨趣、情志溢于字里行间,诚可谓“反复其味”,“意致深长”。对于这首史论,王鸣盛是这样评价的:“《陈蕃传》论推明忠义,心事悲愤壮烈,千载下读之,凛凛犹有生气。以王允与蕃合传,其与允也至矣!”[79]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史论对后人确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出于他对社会进步、朝代兴亡的深切关注之情,以及他对那些为进步和正义而“抗论”、“争衡”的士人的崇敬之意。
关于致意风俗。这个特点与上文所作论有密切关联,因其言及风俗本亦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朝代兴衰存亡大势。对此,王鸣盛写道:
《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瞭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80]
《后汉书·党锢传》序,约一千五百字,文长不引。在这篇序文中,范晔概说两汉风俗的几次变化,指出“上好则不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可为百世之龟镜”的论点。在这首序文中,范晔对于一些士人“清心忌恶,终陷党议”,深致不平之意。王鸣盛对此表示钦佩,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81]。查《后汉纪》此论,亦可谓一首宏论,然其意在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这里,王鸣盛仍然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范、袁史论的异趣,发人深思。
综上对于范晔自己说的“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云云,当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而“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云云,当作何看待呢?《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有《酷吏列传》、《宦者列传》、《儒林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以及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传。这十五篇传的序论,难以尽述,兹举数例,略作评析。
范晔的史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除了上述人所作的有关评价外,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在史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哲学及学术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学遗产。
第一,他对东汉时期的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论王莽、东汉之际的形势说:“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82]从历史的形势来看,范晔所论未必中肯;但是,他提出了“得众心”、“结于人心深矣”对于政治上的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无疑是深刻的见解。他论“中兴之业,诚艰难也”,认为光武“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是明智之举[83]。范晔尤其称道光武对“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认为光武吸取西汉初年分封异姓诸侯王的教训,“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仅以少数功臣“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也是明智之举。论末总结说:“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84]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了。范晔在《皇后纪》序论中,也还指出了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的弊端[85]。在《宦者列传》的序和论中,范晔一方面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结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宦官得势的种种不同情况,以及造成“纲纪大乱”、“败国蠹政”、“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严重后果。凡此,都是着眼于政治得失所作的历史评论。
第二,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他认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尽其用,即“英能承风,俊乂咸事”。根据这一认识,他对顺帝时的人才辈出,赞叹不已,而对桓帝时的人才政策则“可为恨哉”[86]。
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87]。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88]。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89]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总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第四,范晔的历史评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如他论道术,一方面说它“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另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90]。他论经学,指出“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批评经学的烦琐、误人;同时指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的成绩。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对迁、固作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但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91]。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他论应奉、应劭父子说:“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92]他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唯物思想家合传,说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说仲长统所著《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都“有益政者”[93]。范晔对蔡邕之死,深寄同情,引郑玄的话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其论则称:“执政(按指王允——引者)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94]至于《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不啻就是一篇东汉经学史概要,而其后论一方面肯定了经学对东汉世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对走向末路的东汉经学的尖锐批评,反映出他对经学所持的一贯的批判精神。
《后汉书·儒林列传》写的是东汉时期经学家们的传记,按《易》、《书》、《诗》、《礼》、《春秋》经传分类,各类依时间为序,一一为传。各类起始均上接《汉书》所载经生,记其源流;结末处则补叙本传以外经学大事,以备互见,以明终始,读来一目了然,可谓一部简明有序的东汉经学史。
在传首,范晔作长篇序论。一是写出了“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实际措施;写出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的盛况。到了汉明帝时,学子众多,“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二是概述了东汉时期儒者之风的几度盛衰,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还“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成取则焉”。
于传末,范晔又作后论,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承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
在范晔看来,早在桓帝、灵帝的时候,东汉朝纲已是一片衰败景象,随时都有“崩离”的可能;而“权强之臣”、“豪俊之夫”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后”,“专事经学”,“其风世笃”所致。这是《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要阐明的基本思想。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范晔的这篇史论,是说明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
第五,类传史论的特色。《后汉书》的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95]。他是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他们的关系,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也可视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论东汉为详。从历史上看,范晔认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于国,“其敝也”则为国之祸。西汉时的宦人,“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者有之,“以佞险自进”、“损秽帝德”者有之。东汉时期,宦官权重,以至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汉之纲纪大乱矣”。范晔在后论中还分析了宦人的权力是历朝历代逐渐滋长起来的,其危害终于发展到“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地步,“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应当说,这是一篇极为深刻的宦官干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历代皇朝体制又决定了它无法割去自身肌体上的这个赘瘤,以致一再重复宦人掌权而造成“纲纪大乱”、“社稷为墟”的政治悲剧。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序与论,是范晔史论之佳作中的突出者,历来为论者所重,已如上述。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序、论,都反映了范晔对政治统治、国家兴衰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范晔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的态度,并不持偏激之见。他推崇忠义、进取的人生,但也承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的历史现象[96],故作《独行列传》。他的这个认识,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阐述得十分明确,他认为,种种隐逸之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见他对于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逸民”,以及“逸民”的不同心理与目的,是很理解的。同时,他也指出政治状况如“帝德”盛衰,直接影响到“逸民”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种“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社会局面。《后汉书》“六夷”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97]尽管范晔于“六夷”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大致上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是难能可贵的。《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所谓“笔势纵放”之由来。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