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范晔的历史形势观和社会伦理观
范晔对东汉历史形势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东汉世风的推重，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
范晔著《后汉书》，对自己撰写的史论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36]凡研究过《后汉书》的人，都十分熟悉范晔这段自我评论的话。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范晔以自己所著的《后汉书》同班固的《汉书》作了全面的比较，主要着重在“博赡”、“整理”和“评论”三个方面，认为班固的“博赡”是其不可企及的，而“整理”不相上下，至于“评论”则已超过班固。第二，他高度评价自己撰写的史论而尤其强调了列传的论（包括杂传论和类传论）。许多年来，研究者们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评论，但从总体上看，赞同范晔这一自我评价者是占了多数的。诚然，范晔史论确有出色之处，但他对《汉书》史论的评价，似还可以重新认识。这里，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的是范晔自己没有明确提到的《后汉书》帝纪后论，以求对范晔《后汉书》史论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后汉书》帝纪后论来看，范晔关于东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的把握和评论，反映出了他看待历史形势的卓识。
范晔认为，东汉社会，以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为兴盛时期。他对于光武帝时即建武年间的政治有很高的评价。举其要者，例如，他感慨于“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称赞光武帝居安思危，常自危惧，能谨慎而妥当地处理与西域、匈奴等地的民族关系[37]。他高度评价光武帝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妥当地对“中兴二十八将”进行安置，他写道：“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参与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他最后归结到政治上说：“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38]在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上，西汉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光武帝则正确对待这一历史教训，进而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东汉“中兴”之业的确立和巩固，这是关键的决策之一。范晔还充分肯定光武帝关注民生、整顿风俗的措施，指出：“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39]这是称赞光武帝对于肃清吏治、纯净风俗和安定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范晔对于光武帝尊儒学、重教化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兴”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写道：“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措施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40]当然，这些评论，都出于《后汉书》的有关列传，但它们着实反映出了范晔对光武帝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各种重大措施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并时时称为“建武之治”。范晔认为，明帝、章帝时期的政治，是“建武之治”的延续，成为“中兴”之业的象征。他在《后汉书·明帝纪》后论中写道：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这里是特别强调了明帝的“善刑理，法令分明”，以至达到了“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的局面。从政治上看，应当说这是很难得的，虽非创业之功，却有守成之效，使后人对“建武、永平之政”称道不已。
汉明帝十九岁被立为皇太子，三十岁即皇帝位，他对于光武帝的“中兴”之业是亲身经历并有比较深刻感受的。因此，其即位之时，便有一种“夙夜震畏，不敢荒宁”的忧患意识。他在即位诏书中说：“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41]不难看出，这一番话，一是指出了继承“中兴”之业的重要，二是强调了“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的原则，三是表明了自己阅历、思虑不深，要依靠左右大臣们的辅助。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样一篇从根本上对政治形势做出估量和对策的诏书，奠定了被范晔称为“永平之政”的基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后汉书·明帝纪》里读到明帝的许多诏书，在这些诏书中，很少有歌颂太平的词句和满足现状的思想；反之，人们倒是可以读到许多这样的忧虑和自责的言论，如：“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惧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这里讲的是重农桑、慎刑罚。又如：“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这是勉励人们上书直谏，以杜绝弊政。再如，针对有官员上书言事多有浮夸的现象，明帝下诏指出：“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明帝甚至可以做到，要求“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其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他就此下诏说：“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从这些诏书来看，所谓“永平之政”，贯穿着居安思危、兢兢业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风，这正是它得以继续“建武之政”的关键所在。
汉章帝十九岁即位，三十三岁辞世，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他不仅阅历上和认识上无法与明帝对“中兴”之业的感受与理解相比，就是在主政的独立见解和重要措施上比之于明帝也相去甚远。范晔在《后汉书·章帝纪》后论起首引用他人的评价来评论章帝，表明他在对章帝的总体评价上已难得有更恰当、更高标准的评价了。范晔这样写道：“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所举事例如“除惨狱之科”、“著胎养之令”，以及“尽心孝道”、“平徭简赋”等。看来，这只是建武、永平之政的余绪了。然而，范晔还是把“中兴”之业所带来的辉煌下延到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他在《后汉书·和帝纪》后论里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和帝是一个更年轻的皇帝，他十岁即位，由窦太后临朝主政。史称：“自窦宪诛后，帝躬亲万机。”[42]其实，大将军窦宪被诛事在永元四年（92年），时和帝才十四岁，他如何“躬亲万机”？和帝在二十七岁就死了，足见他真正“躬亲万机”的时间并不多。东汉政治到了这个时候，是每况愈下了。建武、永平时期奠定的基础，至永元时期，前后已历八十年左右，也算是很难得的了。范晔在这里提出了究竟是“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呢，还是“服叛去来，自有数也”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去思考，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说，光武帝与明帝时期的建武、永平之政，是汉朝“中兴”之业的创立、发展和继续的话，那么，章帝与和帝时期的政治，只是“中兴”之业的余晖，而这余晖中的暗淡却悄悄蔓延开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转折，它似乎还没有被人们明显地觉察出来，但转折却是真正开始出现了。
东汉政治由“中兴”走向衰落，其更加明显的转折始于安帝。请看范晔《后汉书·安帝纪》后论是如何评论的。范晔写道：“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汉安帝是邓太后与其兄车骑将军邓骘策划所立，十三岁即位，也是一位少年天子，故即位后，“太后犹临朝”[43]。安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加之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安帝虽屡屡下诏自责，但他在采取有效措施方面无能为力，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十分动**，竟然出现了“计金授官”之举和“京师大饥，民相食”[44]的局面。“中兴”之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变得无影无踪了。范晔用“始失根统，归成陵敝”来概括此时的形势，是很恰当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始失根统”，并不仅仅是“令自房帷”、“惟家之索”，而是在于这样的政令是否正确，是否具备应有的权威，是否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贯彻，同建武、永平之政比起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当然，在这里，现象同本质也是和原因同结果相联系的。
东汉的衰落在顺帝时期变得更加严重了。顺帝也是在统治集团纷争中年幼即位的，并无直接管理国家的能力，自然大权旁落。他十一岁即位，三十岁死于帝位之上，二十年中无所作为。范晔在《后汉书·顺帝纪》后论中写道：“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欤！”这是尖锐地指出，顺帝不仅不能发挥一批有识之士的才能，纠正前朝的失误，而且沿着前朝的弊政继续滑下去，即在“始失根统，归成陵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进一步加重了衰落的形势。到了这个时期，东汉的颓势已成，政局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汉桓帝、汉灵帝和汉献帝时期，是东汉走向灭亡的过程，而桓帝时期是这一转折的标志。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后论中指出：“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雄，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批评汉桓帝是一个不以政事为重的皇帝，而其所作所为似乎应了古人说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45]这句有很深哲理的话。桓帝诛去权臣梁冀，曾经使人们产生一线希望，使政治得以安定，社会得以平静，但是“五邪”（按李贤注：五邪指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肆虐，桓帝听之任之，要不是一些忠贤之臣不断与之斗争，桓帝的命运恐怕不会比遭到流放更好。东汉走向灭亡的趋势，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充分暴露出来了。到了汉灵帝时，皇帝已成了宦官控制的傀儡，不能发挥任何独立的政治作用。范晔借用历史的比喻，在《后汉书·灵帝纪》后论中写道：“《秦本纪》说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绐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灵帝时宦官建造私宅，比拟宫室，高大华丽，不想让灵帝看见，便编造谎言，说是皇帝登高则百姓离散，吓得灵帝果然不敢登高。可见，古往今来，“亡敝者”的心计和行迹都是有共同之处的。至于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动，但在历史学家范晔看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可说，他在《后汉书·献帝纪》后论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献帝“逊位”于曹魏后，被封为“山阳公”。范晔认为，东汉的衰落和灭亡，由来已久，山阳公（汉献帝）又有什么可以太多指责的呢！当然，范晔并不是要替汉献帝开脱，但从根本上来说，东汉的衰亡趋势，确是汉献帝所不能挽回的。
我们讨论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的主要论点，从中可以看出范晔对于东汉历史发展轨迹的基本认识：光武帝、明帝时期是“中兴”之业的开创、发展和继续；章帝、和帝时期是前者的余晖，而阴影已开始出现；安帝、顺帝时期则衰象丛生，不仅“始失根统，归成陵敝”，而且完全没有“矫鉴前违，审识情伪”的意识和能力，衰落之势已成定局；桓、灵、献三帝时期，则是东汉皇朝走向灭亡的过程。其间，还有所谓殇帝、冲帝、质帝、少帝，只是几支政治上的小插曲，无足道者。纵观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文字不多，却言简意赅，其最难得处，是于诸帝评论之中，揭示了东汉从兴盛走向衰败、灭亡的历史轨迹。这恰是范晔史论高明之处的又一突出反映。
范晔《后汉书》晚出，在此之前，已有多家东汉史著作问世。今存者有袁宏《后汉纪》、《东观汉记》辑本和另外八家后汉书佚文[46]。范晔《后汉书》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也影响到后人对东汉史的认识和撰述。这里，我们对有关著作略作比较，以见其异同。
（一）同诸家东汉史著作佚文帝纪评论的比较。在诸家东汉史著作佚文中，薛莹的《后汉记》里保存了明、章、安、桓、灵五帝的“赞”。《明帝纪》的赞语说：“是以海内乂安，四夷宾服，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章帝纪》的赞语说：“章帝以继世承平，天下无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役，绥静兆民，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这同范晔所论，大致相近。薛莹之论安、桓、灵三帝，似比范晔所论更为切实。其《安帝纪》赞语说：“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余年。及亲万机，佞邪始进，阉宦用事，宠加私爱，阿母王圣，势倾朝廷，遂树奸党，摇动储副，山陵未干，萧墙作难，兵交禁省，社稷殆危。”其《桓帝纪》赞语说：“汉德之衰，有自来矣。而桓帝继之以**暴，封殖宦竖，群妖满侧，奸党弥兴，贤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征渐积。逮至灵帝，遂倾四海，岂不痛哉！”[47]其《灵帝纪》赞语措辞更为严峻，这同范晔引前史语，说桓帝“好音乐，善琴笙”、“不得登高临观”云云，更能揭示出东汉大势已去的政治局面。此外，如司马彪《续汉书》之论汉和帝[48]，袁山松《后汉书》之论汉献帝[49]，其意似颇为范晔所采纳。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提到的，即袁山松《后汉书·章帝纪》中有一段评论颇发人深思，其文曰：“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50]这段话采用比较的方法，批评了汉章帝，也间接批评了汉明帝，为诸家东汉史所少见，耐人寻味。
关于东汉中衰之始，各史所论大致相同，但也有微妙差异，可略作比较。薛莹《后汉记·灵帝纪》赞说是“汉世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51]。延平，是和帝之后的殇帝的年号。范晔《后汉书·和帝纪》后论说是“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齐民岁增，辟土世广”。永元，是和帝年号。以上二说，实为相近。值得注意的是，范晔《后汉书·皇后纪》序中又有这样几句话：“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李贤注曰：“四帝”，指安、质、桓、灵；“六后”，即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综合这些说法，则章、和时期，亦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兴”阶段了。
（二）同袁宏《后汉纪》史论的比较。袁宏《后汉纪》早出，且史论丰富，深思佳句，颇多可采。然其所论，多针对具体事物而发，对于诸帝时期之总的政治形势、利弊得失，所论不多。在这一点上，范晔《后汉书》同袁宏《后汉纪》的差别十分明显。更有甚者，是它们在关于东汉史的整体认识上亦有歧异。袁宏《后汉纪》卷末有这样一段议论：
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若诛而正之，使各率职，则二祖、明、章之业，复陈乎目前，虽日微弱，亦可辅之。
在袁宏看来，即使是桓、灵时期，东汉政治形势还有好转的可能。他的这个认识不仅同范晔的认识相去甚远，也同上文列举的其他东汉史著作的看法相左。由此可以看出，在关于东汉历史进程和东汉皇朝兴衰治乱的评价上，范晔远在袁宏之上。
（三）同司马光《稽古录》史论的比较。袁宏早于范晔不足百年，而范晔先于司马光五百余年。司马光论东汉历史，袁、范二家均在他的参考、借鉴范围之内。他所著《稽古录》卷十三中有一评东汉史的长篇史论，其涉及桓、灵时期的形势是这样评论的：“至于桓、灵，而纲纪大坏，废锢英俊，贼虐忠正；嬖幸之党，中外盘结；鬻狱卖官，浊乱四海。”显而易见，司马光并不赞同袁宏的看法，而采纳了范晔等人的见解。司马光在这篇史论中，还说到“孝和以降，政令寝弛，外戚专权，近习放恣”等，这也同范晔所论非常接近。
范晔颇以其所撰史论为高，虽语出惊人，然大抵不谬。宋人朱熹提倡“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52]。此可谓读史之一大要领。今读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其揭示东汉时期的“大治乱得失”，实是优秀史家大手笔的一个突出反映。诚如清人赵翼所论：范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53]。范晔评论历史，朱熹评论读史，赵翼评论史家，都给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和有兴趣读史的人士留下了很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后汉书》帝纪后论反映了范晔的历史形势观的话，那么《后汉书·儒林列传》则集中反映了范晔的社会伦理观。
通观《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述了儒士刘昆、洼丹、任安、杨政、张兴、戴凭、孙期、欧阳歙、牟长、宋登、张驯、尹敏、周防、孔僖、杨伦、高诩、包咸、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卫宏、董钧、丁恭、周泽、钟兴、甄宇、楼望、程曾、张玄、李育、何休、服虔、颍容、谢该、许慎、蔡玄等四十余人（附传不计在内）。其序云：“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看来，在万千的儒士中，得以入传的，毕竟只能是极少数人。
儒士们的专长、经历不尽相同，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又多有非常相似之处，即精于学而廉于政。
所谓精于学，如前所述，《后汉书·儒林列传》是以精于《易》、《书》、《诗》、《礼》、《春秋》经传来分类撰述的，故所入传者均各有所长，自不待言。而精于学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他们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孜孜不倦，为世所重。如：
——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
——洼丹，“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
——任安，“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杨政，“教授数百人”。
——张兴，“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
——欧阳歙，“教授数百人”。
——曹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
——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
——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魏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
——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
——薛汉，“教授常数百人”。
——杜抚，“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
——董钧，“常教授门生百余人”。
——丁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
——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甄宇，“教授常数百人”。
——楼望，“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张玄，“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李育，“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
——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
——谢该，“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
——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东汉经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范晔十分感慨地写道：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如上文所列，这些“开门受徒者”，或处都会，或居乡野，或居官，或不仕，情况各异，志向不同，但都注重教授门生，不惮其劳。以私人讲学来看，“教授常数百人”者，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谓著录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当有夸大之处，但也足以表明当时著录者人数之多。
这些儒士，除少数人因种种不同的具体原因不愿出仕外，大多数在仕途上都以清正廉明而受到世人的推重。如周泽为县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他在汉明帝时，“拜太常”，“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北地太守廖信是个贪官，“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汉明帝乃以廖信赃物分赐诸廉吏，其中周泽、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此事影响颇大，“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而孙堪为官，“公正廉洁，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因周泽字稚都，孙堪字子稚，“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稚’”，是为清廉的象征。
刚直不阿，是一些儒士入仕后的另一个特点。汉光武帝时的杨政、戴凭是很突出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记杨政事迹说：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
杨政的做法，或许不值得人们去仿效，但他的果敢、大义、无畏，的确是令人敬佩的。
戴凭少年得志，十六岁时，“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后来官至侍中。同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光武）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这里，戴凭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光武帝，说他只是从表面上去理解蒋遵的话，而不深察其实质，就把他禁锢起来，这不是“严”么。戴凭是汝南人，所以光武帝说“汝南子”想再次结党吗？看来矛盾很尖锐，但终究是缓和下来了，蒋遵也由此解除了禁锢。戴凭的正直和胆识，于此可见。
许多儒士，征为朝臣，则匡正时政，出为守令，则多有政声。如杨仁，汉明帝时为北宫卫士令，“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宋登，汉顺帝时为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张驯，汉灵帝时，“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
从《后汉书·儒林列传》来看，它所反映的内容，不止是东汉学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东汉政治史的一部分。不论是从学术史来看，还是从政治史来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东汉儒士们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其修身、自律的自觉性都比较高。刘昆的“少习礼容”，杨政的“笃于义”，孙期的“事母至孝”，欧阳歙的“廉好礼让”，高诩的“以信行情操知名”，伏恭的“性孝，事所继母甚谨”，杜抚的“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召驯（字伯春）的“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甄宇的“清静少欲”，楼望的“操节清白，有称乡闾”，何休的“雅有心思”，服虔的“以清苦建志”，许慎的“性淳笃”等，都表现出了做人的规范。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当这种人格的力量通过讲学、从政广泛地发挥作用时，便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范晔史识的高明处，是他一方面看到了东汉经学发展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经学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东汉经学的发达，包含有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死守门户之见，“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条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二是陷于迂腐刻板，“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且观其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这两个弊端，其实是互为因果，其发展到极点，便是东汉经学的末路。对此，历代学人多有批评。尽管如此，范晔还是充分肯定了东汉经学对于时代的积极影响，这就是“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正因为如此，东汉在其末年处于“朝纲日陵，国隙屡启”的形势下，还能“多历年所”。
所谓桓、灵之间直至献帝，东汉皇朝尚能“多历年所”者，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专事经学”的结果；但“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也的确影响到社会风气，这对于东汉皇朝的政治统治，自然会产生一种维系的作用。这就是范晔所说的“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的社会风气对于政治统治的积极的作用。这跟魏晋时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世风。
范晔的这一认识，深受顾炎武的赞赏。顾炎武在论到两汉风俗时写道：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可谓知言者矣。[54]
顾炎武的评论中，除引用《后汉书·儒林列传》后论外，还引用了《后汉书》卷六一左雄等传的后论，其文曰：“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顾炎武读《后汉书》的认真细致，尤其可以看出他从范晔所记人物及其评论中所揭示出来的深刻见解。
《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内容及其深意，在千余年之后，能够得到善言历代风俗的顾炎武的认同和称赞，当是范晔的幸事。刘知幾有言：“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55]顾炎武的有关评价，印证了刘知幾的说法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