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历史科学”到“历史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还使我们得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一生都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用“历史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容，用“真正实证的科学”、“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

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所创立的新历史观的内容，并认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35]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有一个重要概念和一个重要命题，即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这种历史观”和“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从这个重要概念和重要命题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已是呼之欲出了，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了。在我看来，概念与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而术语只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从不一致到一致，恰恰反映了认识过程的深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以“这种历史观”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他所建构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3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所建构的正是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实践或物质生产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展现为人与世界的关系，物质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37]。在物质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相互制约的，脱离人与人的关系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走向自然唯物主义；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38]因此，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观中排除出去，必然制造“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3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用“历史科学”来称谓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0]费尔巴哈恰恰不理解这两种“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在自然观上走向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1]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已是呼之欲出了。换言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虽未提出，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它是通过“历史科学”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历史科学”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学说意义上的世界观，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然，我注意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并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42]。这表明，马克思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的确受到了同时代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经验的方法”、“经验的观察”、“经验的事实”，并认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3]。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用“真正实证的科学”是为了描述历史唯物主义从“经验的事实”出发这一特征，而不是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实证科学、一种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从“经验的事实”出发，把经验事实作为无批判的认识对象肯定下来，只是满足于既定的、僵死的经验事实，至多是“解释世界”；历史唯物主义也从“经验的事实”出发，但它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经验事实上，而是对这种经验事实及其前提进行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4]，从而改变世界。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用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来描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45]。列宁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自觉而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批判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46]。

作为“真正实证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以“经验的事实”为出发点；作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经验的事实”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和超越性的思维。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47]实际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48]；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批判了“形而上学”，尤其是“思辨的形而上学”，强调建立一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49]。一方面是批判“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批判“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马克思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批判中逐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为历史服务的哲学”[50]的。阿尔都塞对此评价道：“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51]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并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的是恩格斯。185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术语，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52]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表述把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的基本规律清澈见底、明白无疑地表述出来了，从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做了经典概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概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概括的“这种历史观”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指“马克思的历史观”，而“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53]。

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54]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再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在概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后，恩格斯指出：《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55]。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56]显然，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

此时，恩格斯提出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唯物主义历史观被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1890年，德国社会学家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历史哲学》中，首先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史观”，即只承认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否定其他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巴尔特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党内的“青年派”加以“模仿”，一些理论家也认同这一观点，如拉法格就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伯恩施坦则明确指出：“我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57]

可以看出，恩格斯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经济唯物主义”的。所以，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时，专门点了巴尔特的名。这就是说，在恩格斯这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即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表述。这也就是说，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是有差别的。

1892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语，并以《论历史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2年第1、第2期上。从此，“历史唯物主义”便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样，逐渐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惯常用语。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得到不同的解读，其内涵处在不断地演变中。

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施坦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8]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的“残余”，甚至陷入“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陷阱”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了“纯粹思辨的预测”。[59]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十分简练、明确、摆脱一切同特殊现象、特殊形式的关系的句子表述了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般特征，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说得这样简洁。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主要思想在这里一点也不缺少”[60]。和任何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也有“纯粹科学”、“纯粹理论”与“应用科学”、“应用理论”之分，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或“纯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61]

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决定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与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62]这表明，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是以抽象的物质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

考茨基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观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因为这种历史观是从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63]这里，考茨基提出了三个概念，即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研读《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内涵相同的概念，二者都是指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唯物主义世界观则是指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一种十分确定的哲学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并没有始终是一个通过经验、通过对事实的单纯观察而得来的孤立假设，而是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了，它是与这个世界观同命运、共存亡的。”[64]这是其一。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考茨基不仅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65]问题在于，考茨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也是“许多别的哲学”使用的方法，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或者至少与它不发生合不拢的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66]这表明，考茨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真正理解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实际上，不存在不包含方法的纯粹的理论，也不存在脱离了理论的纯粹的方法。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辩证法本身也是一种理论。

与考茨基不同，梅林反对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用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等“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纯属“多余之举”。同时，也不需要用自然科学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67]“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种理论的权利以它自身为基础，不需要与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一如它本身并无任何自然科学方面的要求。”[68]梅林的观点显然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拯救了辩证法，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在自然观上仍然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观上是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则是辩证唯物主义。

在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普列汉诺夫可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具有双重含义。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69]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70]“‘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71]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认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应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72]。不管是哪一种含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都不乏精彩、深刻之处，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已经意识到了实践的观点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73]

就“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言，普列汉诺夫一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74]；二是认为只要是从“物质”出发去理解人类历史的学说，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都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霍尔巴赫曾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纪为在人的强有力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这也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75]普列汉诺夫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相当精彩，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唯物主义的区别也有相当认识，但是，他把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运动决定论也作为唯物史观，实属误读。这表明，普列汉诺夫没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物”为何物，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列宁的著作中，除个别情况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76]、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即都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留下的痕迹最深、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77]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78]

这里，从哲学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79]所以，“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80]。在列宁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两个“重要部分”，其中，“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81]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哲学唯物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是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运用”性质的历史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还是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读列宁的著作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唯物主义”是指列宁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即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按照列宁的观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正”了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的“错误”，从而把传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改造成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马克思“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即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广”到人类社会，“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就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两个领域“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82]

与列宁强调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同，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83]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84]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过多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的观点又显然不同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观点。所以，卢卡奇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85]

在布哈林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授课大纲》（1922年）、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25年）、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教程》（1928年）、麦德杰夫和希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1931年）、沃尔松和加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31年）。从总体上看，这些教科书的确受到了布哈林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沿用了列宁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的观点，并在总结和概括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基础上，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86]为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行过程。

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存在着双重错误：

一是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史实。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在历史观上实现的，或者说，马克思是从历史观上开始唯物主义进程的，其标志就是1843年的《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把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

二是从逻辑上看，混淆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区别。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盲目的相互作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自然之物是可感觉的存在，“社会的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其中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内涵。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出社会关系，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87]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可能“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88]，得到的却是唯心主义历史观。

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犹如横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在马克思之前，即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旦把视线从自然转向社会，从自然观走向历史观，毫无例外，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深渊。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和批判，发现了社会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发现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了人的活动动机背后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和资本批判，在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发现了“实物”的社会关系内涵，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所在，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89]；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批判，发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0]。就这样，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消解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然而，在斯大林那里，这一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被简单化、片面化了。社会的真正的主体被遮蔽了，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被淡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及其关系不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开始其历史进程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其聚焦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卢卡奇提出“回到马克思”。哈贝马斯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着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现在，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需要重建”[91]。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不存在自然辩证法，辩证法是“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历史本身就是辩证的，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毋容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认识历史的事件，并能掌握住其真正性质的科学方法，然而，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方法相比，它还提供给我们历史地因而是科学地观察现实的观点，从而使我们能够透过历史表层，洞察到在现实中控制着事件的深层的历史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职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正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92]这一论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其职能就是通过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认识和把握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

同时，卢卡奇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的工具，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承认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无异等于自我毁灭”；“对无产阶级来说，仅仅满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把它仅仅看作一个认识工具，这无异也是自我毁灭”。“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职能首先并不存在于纯粹科学的认识中，而是存在于行动中。”[93]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统一，而且是科学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柯尔施的观点和卢卡奇相似，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把在黑格尔那里“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为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94]；从理论内容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95]，这就把社会发展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了；从社会职能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解释社会，而且要改变社会。与以往的“抽象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96]。这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原则，而不是外在规定。对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学院化的思潮来说，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观点无疑是一支“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