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实践人道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
如前所述，马克思一生都未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为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使用的唯一术语。“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概念，却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人道主义”发展而来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9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论、社会理想，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哲学理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8]显然，“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关涉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是关涉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这一本体论核心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当时之所以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是针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即“自然主义”而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并深刻地研究了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辩证法，但它却否认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和对象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存在；自然主义肯定了人是自然的物质存在以及自然界的根源性，但它却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不理解人类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因此，新的哲学必须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受动的存在物”；同时，肯定人是“有**的存在物”[99]、“能动的存在物”，强调人本身、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来理解和说明现实的人、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世界。因此，新的哲学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即“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100]。这也是当时马克思没有使用“唯物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特征的原因。
马克思之所以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相对“理论人道主义”而言的。“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101]。这种“理论的人道主义”是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创立的。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的异化，揭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但他没有看到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马克思则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2]，并进行了经济学批判，发现了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从而揭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人的自我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消除人的异化，必须消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103]。
所以，新的哲学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由于实践人道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作“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实践人道主义又是“积极的人道主义”[104]。
这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即二者都在肯定自然界先在性的前提下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动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在现存世界中的基础地位，其主旨都在于改变现存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人道主义”这一术语初步表达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形成。在我看来，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术语来表达，同一术语也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科学概念都要求用最准确的语言形式，即最恰当的术语来表达，以实现概念和术语完美的统一。然而，这是一个思想不断发展和术语不断选择的过程。因此，在新的概念开始形成的时候，思想家往往用一些旧的术语或不恰当的术语来表达其新的思想内涵，甚至思想家本人此时也未自觉意识到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形成。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达这种新唯物主义，毕竟不确切。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可能回避“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不同，1845年的《神圣家族》则明确地把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和霍布斯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并提出要建立一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05]“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实际上是指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人道主义相吻合”，实际上是指弘扬人的主体性，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价值。换言之，“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当时认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未完成这一任务。真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马克思本人，即马克思创立了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这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一是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106]的双重关系去认识人类历史；二是从“实物”中去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把握人的存在，因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07]；三是强调通过实践消除私有制，改变世界。“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8]显然，这是一种从物质生产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我看来，《神圣家族》中的“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的深化；同时，也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前提。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哲学的关系。
从体系上看，马克思主义无疑不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以一种抽象的人性为历史的唯一原则，并从这种抽象的人性出发去理解历史、评价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人性、人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09]。正是通过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的引入，马克思揭示了人的现实存在，由此瓦解了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确具有共同之处，“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110]。所以，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的……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够认识到对人性原则真正的和最深刻的破坏、对人的完整性的肢解和歪曲正是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的必然后果。”“列宁活动的世界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1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沙夫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者最好把它叫做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区别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或唯灵论的人道主义。”[112]
实际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其晚期发展中也意识到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康斯坦丁诺夫、凯德洛夫、伊利切夫、纳尔斯基、奥伊则尔曼、弗罗洛夫等人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道主义，费多谢耶夫甚至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我看来，不存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13]，其理论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理论任务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异化及其根源，理论目标就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4]这是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准确规定了“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15]“实践唯物主义”是从“实践人道主义”演化而来的。但是，从“实践人道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术语更换，而是概念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表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特征，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言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的主要缺点，就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所以，“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16]。这里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表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特征，又是相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17]，而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是从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实现活动互换。“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18]正是在这种“物质变换”、“活动互换”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人类实践活动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缩影。实践唯物主义正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来反思、批判“现存世界”，并以“实践”为原则来建构世界观，从而在对实践活动的全面把握中求得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把握。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践观、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以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以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一概念、某种观念以至整个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然而，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中叶的历史运动，科学、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使“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实践唯物主义”，并重新认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和现代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至日本学者都自觉地意识到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日本学者芝田进午、岛崎隆等人明确地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芝田进午批评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提出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同一世界观的不同体现”。岛崎隆则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用语，但它并不表征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括自然辩证法。“就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个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实践唯物主义”[119]。
芝田进午、岛崎隆的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就体系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无疑是苏联学者创建的。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次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划分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二分结构”。1932年出版的米汀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固化了这种“二分结构”。按照《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联系”，这就是，一般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一种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物质”为起点范畴，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米汀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道：“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120]。实际上，米汀等人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经过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典化”，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达半个世纪之久。
我并不赞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一体系，因为它没有准确、深刻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和体系特征；但我无意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维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并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就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自然界对人生成”，人由此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就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即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
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主体与客体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自然、创造社会；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人本身，包括人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论与辩证法遥遥相对。而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地剖析，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就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实践因此构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从根本上说，社会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哲学家，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之后，只能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出发去解释观念以及历史进程，则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当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时，也就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反过来说，当马克思通过实践的观点实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就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了，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仅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一致性，而且与历史唯物主义也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在阐述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时指出：“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提出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新理论，同时还含蓄地，但又必然地提出一种涉及面无线广阔的新‘哲学’。”[121]除了“含蓄地”之类用词不当外，阿尔都塞的观点可谓正确而深刻，并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解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不同的“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三个不同称谓，是从三个不同维度反映了同一个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征。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基本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以一种新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想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2]；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实物”是承载着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和理论空间也从这里开辟出来了。因此，我们无须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学者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须因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1]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批党员、制革工人，被誉为“德国工人哲学家”，其代表作是《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
[2]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3]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39、255页。
[4]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45页。
[5]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8、13页。
[1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4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4]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3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5] 《列宁全集》第4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34、1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7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8]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48、155、146—1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列宁全集》第23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2] 《列宁全集》第19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3] 《列宁全集》第1卷，151、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4] 《列宁全集》第1卷，135页。
[25] 《列宁全集》第18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6] 《列宁全集》第18卷，7、11页。
[27] 《列宁全集》第18卷，258页。
[28] 《列宁全集》第23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9] 《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52页。
[3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5页。
[33] [联邦德国]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4] [联邦德国]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2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6] 《列宁全集》第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1]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3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7] 《伯恩施坦文选》，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8] 《伯恩施坦文选》，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9] 《伯恩施坦文选》，159页。
[60] 《伯恩施坦文选》，139页。
[61] 《伯恩施坦文选》，140页。
[62] 《伯恩施坦文选》，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3]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64]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22、21页。
[65]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29、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66] [德]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29、30页。
[67]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8]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163页。
[6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5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7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311页。
[7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2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7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2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7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6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74]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495页。
[7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8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76]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社会唯物主义，即“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7] 《列宁全集》第23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8] 《列宁全集》第26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9] 《列宁全集》第26卷，57页。
[80] 《列宁全集》第18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1] 《列宁全集》第18卷，341、346页。
[82] 《列宁全集》第18卷，345页。
[83] [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4] [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序言，1页。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22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86] 《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1]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2]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40、2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3]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41页。
[94]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4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5]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22—23页。
[96]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38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5页。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164、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1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2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2页。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0]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11]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200、19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112]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3辑，269页。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50—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19] 参见赵丽霞：《中日学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对话》，载《哲学动态》，1994（8）。
[120] 引自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17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1]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6、2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