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历史哲学的三大流派及其异同

“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既包括人类以往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也包括对这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与说明。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为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的向度。以此为依据，英国哲学家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把历史哲学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

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是试图把历史过程本身作为整体来把握，并阐明其意义。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透过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主题和特征。在现代，孔德、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再度显示出对思辨历史哲学的热情。孔德在历史研究中模仿自然科学，认为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力图用自然规律来总结历史，建构历史科学。斯宾格勒则强调历史就是文化，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态的“集体传记”，致力于发掘文化的内在结构。汤因比继承和改造了斯宾格勒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二十一个文化单元，探讨它们的兴衰周期，追寻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

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集中于对历史认识性质和方法的分析，对人的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齐美尔明确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历史科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如巨石投水，在历史学、哲学领域引起巨大反响。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的历史哲学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换言之，对“历史科学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分析或批判历史哲学的主题。

继沃尔什之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德雷进一步对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8]。这就是说，历史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可以归为两大类：历史本身的规律是什么和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分析的历史哲学。

在沃尔什看来，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于20世纪初，但路易斯·明克认为它的兴起时间为1938年，其标志是两部阐述批判或分析历史哲学观点的著作，即雷蒙德·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历史认识的问题》的出版。如果把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布拉德雷等人视为批判或分析历史哲学的最初表达者，那么，把批判或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时间划在20世纪初更为恰当，甚至可以把分析历史哲学的缘起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要从1874年布拉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问世算起。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布拉德雷开始探讨“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布拉德雷探讨的这一问题与齐美尔提出的问题，即“历史科学何以可能”是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主题。

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是历史本身，研究历史本身如何运动，那么，分析的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则是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而不再是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这样，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具体地说，从对历史本身性质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转移到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

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理解历史记载、历史知识的性质，因为人们是透过历史记载、历史知识去认识“客观”历史的。问题在于，历史记载、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学家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些价值观念又来源于历史学家面临的需要和环境。“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9]历史学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历史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因此，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10]。在柯林武德看来，哲学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探讨“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的称号”[11]。概言之，历史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从而确定历史科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

这样，分析的历史哲学就把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上来了。分析的历史哲学顺应人类认识的发展趋势，注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失为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但是，认识能力的自我批判不能代替或取消对客观历史的探讨，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考察历史时竟把历史学的前提——历史本身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个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分析的历史哲学是脱离了历史本体来考察历史认识的，认为在历史认识中，人的主观意向决定着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行为就是建立历史客体的行为。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

“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12]分析历史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它企图从纯形式的立场，即脱离历史认识的客观内容来“反思历史思维”，其结果使自己成为对思辨历史哲学的片面反动，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毫无价值，它的产生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如前所述，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对历史思维的前提的批判，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在历史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理论主题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理论主题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与批判，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合乎逻辑地变成了历史认识的自我批判。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产生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它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

我注意到，沃尔什本人无意把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区分固定化，但这种两分法还是成了一种通行的观点。把现代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条分缕析的积极意义，但这种划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维柯提出人类历史按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的固定模式循环演进，同时又强调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批判、鉴别及想象力在研究与理解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按照沃尔什的分类，那么，维柯的历史哲学既是思辨的，也是分析的。实际上，论述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时，都无法绕开维柯。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曼德尔鲍姆关于“形式的历史哲学”优先于“质料的历史哲学”的论证也不无思辨痕迹，而且“形式”与“质料”这对概念本身就出自思辨哲学。柯林伍德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思想史也充满了思辨的气息，他始终强调，“作为知识的历史”与作为历史本体的“历史的实在”具有共同之处。通常被视为分析哲学开创者之一的罗素，并不关心对历史学的批判或分析，而是满怀热忱地探察历史与人性，然而，罗素的历史哲学又不像是“思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家都接受沃尔什关于历史哲学的分类，而且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分类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1970年，费恩发表了《哲学和历史学之间》一文，其副标题就是“在分析的传统内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活”。1977年，芒茨出版的《时代的形态》一书，强调任何范围的叙述史学都必然预设一些关乎历史意义和历史方向的概念，也就是叙述的情节轮廓，这样的概念如果清楚地表达出来，无异于思辨的历史哲学。

沃尔什关于历史哲学分类的重大误区，还在于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存在和特征。我们应当看到，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起，构成现代历史哲学“三足鼎立”的格局。

普列汉诺夫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13]。我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唯物史观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唯物史观首先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着重探讨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带有凝重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同时，它又蕴含着历史认识论。

首先，抽象方式的确立。“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14]实际上，对于整个历史科学来说，科学抽象法具有普遍意义。历史科学无法应用试验室方法，只有科学抽象法才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其次，理解方式的提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目的、意识和意志，经过思考或凭**行动的人，因此，理解方法对历史科学绝对必要。而理解是一个过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总是从“片面的理解”出发，经过“自我批判”达到“客观的理解”。[15]

最后，“从后思索”方式的形成。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只能采取一条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即“从后思索”，逆向溯因。“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16]在马克思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确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把实践看作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以实践为出发点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现代实践和科学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哲学家、史学家把自己的聚焦点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而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史学理论、心理学、思维科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入探讨，已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正如路易斯·明克在《历史的哲学和原理》一文中所说，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特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内容，哲学家和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柯林武德的这一论断：“哲学是‘思维的思想’，因此历史哲学就是反映历史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第二层思维活动”。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这一发展趋势，预示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合流”的趋势。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和确定的前提；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它就会成为独断论，其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评价了：“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