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及其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西方思想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变迁，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历史进步受到质疑，历史理性受到颠覆，“大写的历史”为“小写的历史”所取代，哲学与历史学都经历了后现代的挑战。福柯、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化，怀特等人更是明确地阐释了后现代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历史哲学得以兴起，并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主导思潮。

根本上说，现代哲学具有刨根问底的特点，它对事物的说明追踪到“第一原理”或“最高原因”，抛弃语境和时间因素，把现象归结为本质，并从变化中寻求一以贯之的东西。按照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的说法，这种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理性与实在相对应，认为寓言可以忠实地描画实在。

与之相对，后现代主义对普遍叙事和宏观理论嗤之以鼻，认为黑格尔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不再可能，利奥塔明确地“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不要再幻想什么宏大的理论构想了，科学和理性使人类逐步迈向美好生活的信仰不可靠，大同的观念也是应该摒弃的。没有真理，只有繁杂的解释；没有客观的真实，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认识可谓惊世骇俗。

后现代历史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18]以往建立在神学、政治或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认识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股失望的潮流席卷全球，许多人失去了确定性或客观性的信念，觉得过去难以琢磨，现在转瞬即逝，未来更是无法预料。从总体上看，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质疑，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途径展开的：

首先，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认为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的纯粹事实，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领域，它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亦即语言的网络之中。在德里达看来，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覆盖着，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掩盖着。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地陷于语言的牢笼之中。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研究与语言研究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写作必须运用语言。

其次，重新引入修辞学。随着结构语义学、逻辑学和诗学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开始了重建修辞学的努力，修辞学零度、形象化表达的空间、转义度、隐喻度、义位转换法等概念得以提出，“隐喻的真理”几乎成为唯一的真理。按照利科的观点，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用，也不仅仅是反常的命名，究其实质，隐喻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换言之，一切语义都只有以隐喻的方式才能得以描述。研究历史著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特别注重其文学性的一面。只要历史研究依然以通常的教育言辞和写作作为表述往昔的优先方式，就会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会依然保留“文学性”。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话语方式。

最后，认为历史叙述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喜剧、悲剧或讽刺剧。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对“种族大屠杀”的处理，就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文本，抽掉了它独特的悲惨性质，削弱了它的真实性。

一言以蔽之，在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没有事实，也就没有了真理，世界被看作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以往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追求真理的行为演变为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

这样，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就废除了“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科学的”历史编撰学与“诗学的”历史编撰学之间的区分，把历史学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巴尔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19]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现代历史哲学为什么把历史符号的意义指认为理解而非真实，并彻底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乃至真实性。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照下，重新梳理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诸多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克罗齐、文德尔班、齐美尔、汤因比、罗素等，都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定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里奥的魅力再度熠熠生辉。事实上，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业已追溯到神话时代。自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宣称，为了保存希腊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伟大业绩，他将以这些民族自身的传说故事叙述历史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站在修昔底德一边，把神话视作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并极力予以排斥。

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历史哲学家们再度讨论这一古老的话题，开始调和史学传统中的神话派和历史派，承认神话在构建个人认同和公共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消除这些虚构，而是要利用它们，说明它们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形成历史事实的。这方面工作做得最为深入的当属马里。[20]马里追溯了神话派自古代世界的起源到现代世界的演变过程，叙述了李维和马基雅维利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神话中重新发现真正的历史的，分析了维柯、米什莱是如何颠覆这种分析模式，又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历史中分析真正的神话的，并借用尼采、维特根斯坦、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现代历史学，阐明了后现代历史学与古老神话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在对历史客观性质疑的背后，后现代历史哲学隐含着文化的转向。如果说分析历史哲学的形成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那么，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则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地说，在后工业社会中，现实世界不仅仅以自身的本来面貌存在，更多的是以文化的形式登台、表演、展现、想象。

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式中，各类文化不断地指向和表征其他文化实践，而非传统的各类经验。使后现代文化实践与众不同的，是文化想象的世界可以被不加区分地攫取，意义常常被颠覆、嘲弄，变得含混不清，以至于成为没有任何深层含义的场景展示，道德的、美学的意义都不复存在了。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如果我们来检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显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21]在“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作品中，历史与文化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后现代历史哲学进而把历史和文学等同起来，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一种写作，而且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依然保持了批判性，不过这种批判的指向和模式具有巨大的游移性。自19世纪职业化以来，历史学科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例如，福柯就全面揭示了历史知识与权力的勾连。质言之，历史是以批判为旨趣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也是针对大一统的现代知识秩序，意在追寻更多的自由。如果依然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批判的，那么，这种批判的特色就在于怀疑：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叙述，怀疑历史学家的真诚，一句话，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值得怀疑的。

从这些怀疑出发，后现代历史哲学更多地是把历史学定位于建立认同感，而非展示普遍真理，由此极大地强化了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22]。坚持普遍性观点的学者相信并致力于历史事实，强调认同性的学者则呼吁忠实于本民族的感情和利益。我注意到，出于民族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古喻今、文过饰非甚至编造谎言的现象在当今已经比比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事实与虚构、客观实在与话语之间区别的抹杀为谎言提供了佐证，从而使得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艰难。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显然是走向极端和误区了。澳大利亚的文舒特不无愤慨地批判说：“这无异于历史的谋杀。”[23]不过，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意义的追寻。

当然，这种意义不再是线性的一以贯之的简单线索。利科指出：“历史真理的问题——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问题中，找到了它的重心。”[24]怀特写作《元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所回答的问题就是“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主旨就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25]

无论是“文明的基本统一性”，还是“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抑或是“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交汇”，都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即经由史学方法论的深化，培育出一般的历史认识理论，进而对历史本身做出系统的把握。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对现代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种理路的综合与发挥，也是对历史哲学的最初梦想以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高层次复归。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思想的挑战，从根本上冲击了启蒙以来的历史理论，包括线性思维、目的论、宏大叙事等，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一切现代思想都不能不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马克思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后现代意蕴。唯物主义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应当同后现代历史哲学进行“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批判考察、合理继承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理论成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唯物史观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与合理继承，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孤立而走向枯萎。

[1]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意]维柯：《新科学》，193—19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5] [德]黑格尔：《小逻辑》，3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德]黑格尔：《小逻辑》，38页。

[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8] [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9]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美]F·R·斯特恩编：《历史的多样性》，转引自[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5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4]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7]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 参见[美]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9] [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0] W.H.McNeil，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21] [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9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2] [英]霍布斯鲍姆：《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见《新大陆VS.旧大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3] K.Windschuttle，The Killing of History，Paddington，New South Walsh，1994.

[24] [法]利科：《历史与真理》，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5] [荷]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载《学术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