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哲学的形成及其合法化

历史哲学属于交叉学科，它形成于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点上，而“什么是历史”既是哲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聚焦的问题，并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从历史上看，古希腊历史学就对“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果说“荷马史诗”记录的是神与人的共同活动，那么，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则主要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已经具有求真的精神、写实的态度和分析的眼光。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对人的力量具有更为充分的认识：“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将神话与历史相区别、虚构和记事相区分，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形成。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属于“原始的历史”。

希腊历史学家关注以政治事件为轴心的历史，并以战争作为历史写作的主题。犹太－基督教关心以“创始－道成肉身－末日审判”为轴心的历史神学。中世纪历史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也是人类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人的活动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在中世纪的大多数史学著作中，世俗的历史与神灵的历史往往是平行的。奥古斯丁提出，历史将在上帝之城对撒旦之城的最后胜利中告终，随着天国的实现，历史的戏剧宣告结束。

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提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人不仅仅是上帝的形象，而且在创造能力上像天上的神，所以，人具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创造自己世界的能力。对于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来说，上帝创造了自然，人类则创造了历史，自然的秘密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历史的秘密则可以为人所知。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人文主义认为，历史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为可靠的真知。

维柯《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诞生。书中写道：“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2]按照维柯的观点，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因此唯有上帝懂得自然；人类创造了人类历史，所以只有人类懂得自己的历史。

维柯提出人类创造历史因而能认识历史，正是回到人文主义的传统，把基督教关于上帝神知的原理世俗化为人类认识的原理，并强调知与行、实践与真理之间内在的联系。维柯致力于探寻历史规律，亦即人类事务自身的“自然”进程，并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参与创造的过程，创造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认识内容，真理即创造的实践。

维柯的历史哲学蕴含了历史哲学所有的问题：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预示了赫尔德、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使人的**服从于人所不知道的一定目标的观点，后来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历史思想中一再出现；理性是人的真正本质，由于人类理性的自由发挥，历史才逐渐克服了野蛮，最终实现人道主义和文明，这样的观点在伏尔泰、赫尔德、席勒等启蒙哲学家那里都可以看到；关于人类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思想，孕育并包含着现代历史哲学的两大流派，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致力于探讨历史规律，同时又把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肯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则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维柯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面貌，历史哲学演进的主流，是沿着维柯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德国的赫尔德是维柯主要的承继者之一。赫尔德力图在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求不变的历史规律，并认为历史规律是由所处地区的状况及其需要，所处时代及其机会和人们的内在特征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历史的面貌。赫尔德既承认、尊重每一代人的创造，强调历史发展在本质上是不可重复性的、自然演化过程，又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就中发现、肯定历史先后的继承关系，并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诗歌阶段、散文阶段和哲学阶段。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目的是人道，历史进化的目的是人道的实现，也就是理性和正义的实现，而人道的完成正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结果。

康德晚年读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著作，开始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从理论上发挥了整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点，把18世纪的历史观提到了新的哲学高度：“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3]。按照康德的观点，人类历史既具有合目的性，也具有合规律性，随着这种二重性的展开，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性也逐渐获得完美的实现。这个实现过程就是历史。历史进程表面看来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实践着理性的规律，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最终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康德力求在矛盾中揭示历史的发展，充满自信与乐观，为人类历史描绘了一幅光辉的前景。

在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短暂过渡之后，历史哲学迎来了彻底的合法化。这一工作是由黑格尔完成的。黑格尔在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康德先验的自由概念中注入了新的因素，充分阐述了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强调理性的根本作用的同时，黑格尔又极为重视“人类的热情”，把它视作具体历史变迁的动因；为了把人的热情落到实处，黑格尔又提出了“世界历史个人”这一概念，认为他们代表了世界精神，显示了生命个体的追求和魄力。热情由理性驱使，个人为精神所推动，生动壮观的世界历史由此成为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由于意识到历史与自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规律的特殊原则。

其次，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4]。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规律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最后，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规律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规律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规律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的特征。

由于历史规律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的非精确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所以，作为对历史本身的哲学反思，历史哲学对于各民族的盛衰兴亡和各个人的荣辱祸福都不作详细考察，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历史的本身”，其任务在于发现和把握历史的规律。只有这样，历史哲学才能成为科学，才有能力从总体上把握历史。

用理性来概括历史，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任务，诚然可以正确地说，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里去认识潜藏着的必然性。”[5]既然“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6]，那么，“‘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7]。任何一门科学都以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黑格尔把历史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把握历史的规律，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哲学的科学化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标志着历史哲学合法化的最终完成。

黑格尔把维柯以后的历史哲学思想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规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规律的权威并使历史哲学合法化了；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绝对理性”，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它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中去揭示历史规律，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