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研究唐代史学，断断续续，不觉已经十年。这十年的学术生涯，不论从哪方面看，固不可以曹雪芹说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相比附；但以自己的愚钝，确也是窗前、灯下、酷暑、严寒，不敢懈怠，并非是很轻松地度过来的。趁着本书的出版，我想讲讲我的认识及研究过程，也算是对自己这十年蹒跚而行的一个小结。

一

记得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去看望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白寿彝先生。那时我还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工作，我去向先生请教今后该着重读些什么书。先生未假思索，嘱咐我还是读点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书。尽管日月逾迈，人事代谢，我已经从事好几年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了，但我过去却是跟白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这个事实不会改变。于是，此次会面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国史学史这条学术道路的契机。

大约经过一年左右的调查和思考，我决定从研究唐代史学入手。当时作这样的抉择，是基于以下一些考虑：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时期，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都有名垂千古的大师和光彩夺目的成果。千余年来，对唐代文学（如诗歌、散文、传奇）、哲学（包括佛教哲学）、艺术（如书法、绘画、乐舞）的研究，代有其人，名家辈出，论著繁富。这种现象是令人兴奋的，它表明唐代文化确有其吸引人的魅力和奥秘。然而兴奋之余，我也不免有一点隐隐的惆怅：史学，作为唐代文化的一部分，虽也有众多的史家和辉煌的成就，但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寥落。而前人之论中国古代史学者，或称颂马班，或赞扬魏晋，或褒奖两宋，似乎唐代除刘知幾、杜佑以外即无足道者。从唐代文化研究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缺陷；从中国史学研究来看，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偏颇。

这样的认识究竟对不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但当时确实是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作出抉择的。顺便说一句，在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我已年届“不惑”，人到中年了，然而在自己的学术履历表上几乎还是一纸空白。因为痛感失去的时间太多，所以在思想上就颇有一种作“背水一战”的决心。这是当时的心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背水一战”的成果，原是微不足道的。

二

在研究方法上，我注意到两条：第一，先做编年。这是一种很笨的方法，但为了了解唐代史学发展大势，以避免在研究中顾此失彼，并力求在看法上的连贯性，还是硬着头皮先做编年。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我粗粗地阅读和浏览了七八十种书，编了一本《唐代史学编年》。通过做编年，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的脉络，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第二，做双向考察。即一方面注意到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注意到从史学去考察社会，以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后一种方法，我是逐步认识到的；当初，只是因为我讲授过几年中国古代史，比较习惯地把历史同史学结合起来考察罢了。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从1978年年底我的第一篇研究唐代史学的习作发表时算起，至今恰是第十个年头。回顾这十年来的研究，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就是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反省，这包含着对于研究客体和自身认识的探索。起初，我比较注重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选择的课题大多与此有关。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因立意较高，固有其优胜之处，但若非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也极易流于空疏。于是乃转而有计划地研读一些史学著作，而于《隋书》《南史》《北史》《史通》《贞观政要》《通典》等留意较多。通过认真读书，再回过头来看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又有所提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而认识到，应对唐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历史思想和唐代史学发展之总趋势作整体性的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一些规律性联系。近二三年来，我专注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撰述，但这仅仅是开始。《礼记·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因，然后能自强也。”学问这件事，也只有在“知不足”“知困”和“自反”“自强”中才能不断有所长进。

三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唐朝时期不仅产生了优秀的史家和杰出的著作，而且在不少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出史学发展所处的转折时期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是：

——皇家正式设立史馆，主持修史，并一度显示出历史撰述上的优势；

——史学自我反省的开始和史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史学工作进入更加自觉的发展阶段；

——史学开始走向经世致用，增强了史家的社会参与意识；

——通史撰述日趋繁富，形式绚丽，是为中国古代“通史家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典制体史书的创立，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领域；

——在天人之际、治乱兴衰、历史进程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认识，把自《史记》以来的古典历史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

等等。

这些特征当然不足以概括将近三百年的唐代史学的全貌，但至少可以表明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对唐代史学的第一点认识。

我对唐代史学的另一点认识，是它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说明史学之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唐高祖、唐太宗父子诏命大臣和史官撰写前朝史，用以说明“天下一家”政治统一局面的必要性；虞世南论“治乱之迹”，魏徵以秦隋相较，他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贞观年间最高统治集团制定政策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作为门阀地主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保持其特殊地位之根据的谱系之学，在唐代士、庶势力斗争消长过程中起了极其复杂的作用，同时也对唐代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影响；从盛唐到中唐都曾出现的关于“封建”的辩论，不仅在历史观上清算了所谓“圣人之意”的历史倒退观点，而且也在政治上阻止了分封制的重演；杜佑倡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的历史撰述目的，推动一代学风的变化；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史学的社会作用是很广泛的，可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刘知幾《史通·自叙》），而其重要者，也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唐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成就，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四

辑入本书的23篇文章，按其所讨论的范围略可区别为二：一是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通论唐代史学之某一侧面者，凡7篇，集为上编；一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专论，凡16篇，略按其时间顺序编次，是为下编。本书在内容上尚未能概括唐代史学的全部成就和问题，这是毋庸讳言的。同时，论点上的不够妥帖和材料上的不尽周全的情况，也是会存在的。尽管如此，作为这个领域研究之所得的第一本结集，它多少还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唯其如此，作者才不揣谫陋，把它奉献给读者。

最近十年，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我的这本小书，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我愿继续竭尽愚蒙之思，追随师友同志，跟着当代史学大潮前进。

1988年1月8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