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1989年，我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就没有再专注于唐代史学了，回想起来，总感到有些愧疚！当然，这些年来，因偶然回眸，心有所得，也断断续续写了几篇关于唐代史学的文章，趁着这次本书再版的机会，我把它们补充进来，也算是表明自己并未完全忘却这一研究领域的心迹吧。

当我撰写了几本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唐代史学，我以为它在一些方面还是能够反映有唐一代的盛大气象。

首先，唐初的官修史书，仅“正史”方面，就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书面世，占了“二十四史”的1/3。其中，《隋书》《南史》和《北史》，都是颇具特色的“正史”。

其次，刘知幾所撰《史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和有体系的阶段，反映了史学家自我批判的大度和勇气。《史通》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后世史家进行史学反思和史学前瞻的重要内容，是启发人们思考、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再次，杜佑所著《通典》，开中国古代制度通史的先河，作者缜密的逻辑思维，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清晰认识，撰述中的史和论的结合，以及对历史著作“将施有政”的撰述目的，在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杜佑《通典》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可追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乃是“九通”之渊源，是中国制度文明史撰述的承前启后者。

还有，集思想家、文学家、史论家于一身的柳宗元，千百年来，其深邃的思想和隽永的华章被一代又一代学人传诵，而他的通达的史论确已具备了“疏通知远”的境界，却或多或少被人们忽略了。而今，当是凸显柳宗元史论价值的时候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可以与杜佑比肩而立的。

唐初的政治家、史学家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方面，乃可与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相媲美，这也符合雄汉、盛唐的气概。二者之间所不同的是，唐代的政治家、史学家们除了对历史有真诚的敬畏之心，还多了几分对史学的虔诚尊崇之意，这在唐太宗、魏徵、吴兢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说到魏徵，他的史论中的政治诉求和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都十分突出，这同晚于他的杜佑颇有相似之处——杜佑是一个精于史学的政治家，又是一个通晓政治的史学家。他们二人的差别仅在于：魏徵始终任职于朝廷中枢，而杜佑在晚年入相之前长期身为封疆大吏。他们二人都是在政治上和史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而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其他朝代却并不多见。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以魏徵和杜佑相比较，还应当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个人的际遇：魏徵活动于唐朝欣欣向荣的时期，而杜佑则处于唐朝走向衰落之途，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因此而有所不同。还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即魏徵面对的是唐太宗，故其见解得以发挥出来，并往往转化为朝廷的政策；杜佑则不然，他面对的是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皇权为宦官所控制，杜佑的才华和智慧难以发挥出来，故处于位虽尊而难有大作为的境地。

这里又要回过头来说一说唐太宗。唐初所修八部“正史”，《晋书》和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都是他下诏修撰的，与他有直接关系；《南史》《北史》同他也有间接关系，因为作者李延寿当时也在史馆任职。唐太宗关于史学的认识和政策，表明他不愧被称为是“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他晚年撰写的《帝范》一文，也无愧是“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关于史学，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千余年之下，今天的人们读到这句话，仍可感受到它的震撼力。

纵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总结出来一个基本规律，即历史与史学的辩证互动关系，这就是：一定的时代条件必然影响这一时代的史学面貌，而一定时代的史学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而且还影响到后世的社会，对唐代史学亦应作如是观。从这一观点出发，则唐初八史的修撰，刘知幾《史通》之史学批评专书的面世，杜佑《通典》之制度文明史的产生，以及柳宗元的《封建论》《非国语》和他的《天对》对千年以前屈原《天问》的“破解”等史学现象，都不难对其作出合理的说明和定位。关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唐太宗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不仅是对司马迁所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历史回应，而且也是从史学方面对“贞观之治”之现实的诠释。

在《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将要出版之际，上述这些，与其说是作者在这里重述过去的一些看法，毋宁说是在以现在的眼光反思过去的那些看法，因为这里毕竟包含了新近补充的一些文章的见解。这些看法或许有不尽中肯之处，但在大体上是符合唐朝这个盛大时代的面貌的。

本书篇目编次，仍保持原书体例，即：凡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通论唐代史学之某一侧面者，辑为上编；凡关于史家、史书及相关个案之专论者，则略按研究对象的时间顺序编次，辑为下编。增订部分，其中有两篇置于上编、七篇置于下编；一篇为细碎考辨文字，编于书末。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所收录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而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其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学术提升了，人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种发展、进步和提升而有所变化。现在反观初版的《唐代史学论稿》，学步的稚态，蹒跚而行的足迹，是免不了的，作者虽感惭愧，但却无权改变《论稿》的面貌，因为它是作者历史的一部分。对此，作者希望同仁和读者予以谅解。至于书中其他缺点与不当之处，则衷心期待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瞿林东

201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