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萨特的意义与局限

2005年6月21日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戏剧家和小说家萨特一百周年诞辰。萨特首先是一个作家，或如他的忠实学生和朋友让松所言，他是“为写作而存在的”。词语对他有巨大的魔力，他的一本自传性作品就叫《词语》（1963）。而他也的确具有写作的天才，能极其娴熟地运用且不断磨砺着他写作的技艺。他也是个罕见的、能够驾驭多个领域和多种文体的作家，他的写作包括了哲学、时评、文论、小说、戏剧等许多方面，其中主要的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1943）、《辩证理性批判》（1960），都是难啃的大部头，而比较好读且风靡一时的是诸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短篇；他主要的戏剧有《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等，大都在剧院久演不衰，引起过社会的轰动；主要的小说则有《恶心》、《墙》、《解放之路》等，有些可以列入最好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之列；他还有许多时评、政论、文论等杂著，如名为《境遇》的系列作品、《圣·热内：演员和殉道者》以及一些访谈录等，其中许多文章也是当时人们注意的焦点；他最后的巨作是几近三千页的《家庭玩偶：1821—1858年的福楼拜》，但其影响似与这篇幅远不成比例。

萨特并不很擅长在面对公众的场合讲演或直接与敌手辩论，他有时对电台或电视采访甚至会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的文字极其生动犀利，也富有表现力和煽动力，所以，不仅在知识界，也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他在他活着的年代里的巨大影响力主要是文字赋予他的。他不知疲倦地写作，而且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写作。他晚年失明，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能写了，他的生命也就快结束了。我个人认为他的戏剧写得最好，时评、政论和小说其次，哲学也很不错，属于20世纪法国人中思辨力最强的之列，但无论如何还是赶不上同世纪最好的德语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至于和地道的英美分析哲学相比如何，则看各人的口味。

萨特又绝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赋予了“词语”一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法国自启蒙时代起，作家文人就对社会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自左拉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以降，20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多年来更是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光荣的三十年”为最。当然，萨特也在战后主动地、积极地参与了政治，他一度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成为那三十年中主导着法国思想潮流的知识左翼的领袖或象征性人物，也是那一段发表声明、宣言、签字、请愿等活动最高纪录的绝对保持者。但对这一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学者西里奈利认为：“事实上，在萨特本人去世之前，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遭到了动摇。”“他葬礼上的激动场面以及参加葬礼的众多人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除了他的亲朋好友，萨特的个人影响已大为减弱。”“萨特的预言大部分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三十年辉煌之后，由于“古拉格群岛”的披露、越南船民和柬埔寨悲剧等事件，很快被抛入了一个“孤儿时代”。

但这实际上不仅是进入一个左翼知识分子迅速丧失影响力的时代，也是进入一个所有公共知识分子不断丧失影响力的时代。不仅是法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个更重视比较单纯的学者或咨询性质的专门家而非思想型和干预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的时代，以致不断出现像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论述，而我们这几年也在看着像萨义德、桑塔格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在一个个离去而似“后继乏人”。无论如何，那个文人和知识分子叱咤风云的时代是过去了。萨特离开我们也有三十多年了。思想性的文字今天无论在法国、在中国、在世界都不再有20世纪前七八十年那么大的影响了，这是时代的幸运还是不幸？

的确，好的文字并不一定都是好的思想——或更准确地说，不一定是对的思想。思想观点被表达得很优美，很有力，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萨特的作品涉及一些事实、尤其是心理事实的描述都是非常真切的，但其涉及行动和参与的呼吁却常是虚幻乃至错误的。

萨特20世纪50年代来过中国，并在国庆节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尽管他当时在世界上已很有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也不难理解，那时的外来者大概谁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内部产生多少影响，不像现在都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时他在台上，日后可能会受其影响的“少先队”在台下。他是在观看和赞美，我们虽然也是在欢呼，但谈不上有什么心智联系。他是他，我们是我们。萨特真正对中国思想和知识界发生较大影响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初曾达到过一个**，我当时也是一度着迷的一个。他那时的影响主要也是在他强调主体自由选择的哲学和文学方面，而不是他的具体的社会政治观点。时至今日，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译成了中文，但读它们的人反而少多了。

虽然有的人喜欢如此评价，但我不愿意轻许一个人为“社会的良心”或“正义的斗士”，包括对萨特。他更多的还是满足自己一种自我实现和斗争的欲望。不过，这就很好了。他干得非常出色。他的确是在“当世打赢”了，虽然死后影响迅速消退。但今后什么时候影响复涨也未可知。他是在一种被保护得很好、甚至可说是非常优裕的环境中“造反”和“批判”的，所以在真正严酷的环境里战斗的人看起来就像是做戏，这大概也就是六七十年代苏东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并不欢迎他而欢迎加缪的重要原因。但是，他毕竟是反对权力、反对他直接面对的权力，他骨子里还是一只“牛虻”，尽管让人不安的“牛虻”常使人讨厌，甚至也确实叮错了对象，但我们可能还是在某些太沉闷的时候会怀念“牛虻”。只是想做“牛虻”的人也要力图使自己弄得对一些。“牛虻”也许对中国更有必要。据说有人批评说，像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优裕的环境里努力思考严肃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学者文人则是在严肃的环境里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优裕。

萨特为人慷慨豪爽，尤其对年轻人。在他这样似乎要与传统习俗决裂的人那里也仍存古道热肠：比如他与加缪有过激烈的争论而等于决裂，但在加缪因车祸去世后发表的悼文令人感动；这就像萨特另一个三十年的对手阿隆，在萨特遇到粗暴的批评时出来为他说话一样。毋庸讳言，有他的众多杰作在，萨特注定是不朽的。

最后想说的话是：有空读一些萨特的书吧，欣赏他的文字艺术吧，但对他的思想保持一种清醒或距离——因此，我还要向萨特的读者同时推荐和他同为“1905年代人”的阿隆和稍晚的加缪的作品。虽然阿隆谦虚地承认自己没有萨特那样耀眼的哲学和文学的才能，桑塔格也评论加缪的写作才华不及萨特，但在他们那里，有一种比萨特更清明的理性和更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