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三个文化矛盾[2]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需要相应的文化基础，也造成了新的文化矛盾，而这种文化条件，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文化矛盾的解决而培育起来的。在笔者看来，我国社会目前至少面临以下文化矛盾亟待解决。

首先是刺激消费的需要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也就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化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程才开始几年，我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消费不仅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经济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分期付款之类的刺激消费的工具。丹尼尔·贝尔针对西方的情况曾说过：“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精神动力的话，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精神资源。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搞得不好，有可能瓦解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消费主义的温床。然而，消费主义不仅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会对经济发展本身产生消极作用，会使个人沉溺享乐、不思进取，也会造成社会资金浪费、投资不足。因此，如何在扩大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主义泛滥，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其次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无疑是主角；“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精神的代名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急剧上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科学家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将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然而，提倡创新精神，也有走向唯“新”是好的浮躁心态和浪漫情绪。在这里，贝尔对企业家精神和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对我们也很有启发。贝尔认为，现代企业家和现代艺术家双方有着共同的冲动力，这就是那种要“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然而，在现代艺术家眼中，现代企业家所重视的法则、理性和物质主义等，则往往是庸俗的、乏味的、缺乏英雄主义气概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在现代艺术影响下所形成的，往往是那种同现代企业家所崇尚的理性的工作伦理格格不入的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在我国，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创业有成的企业家在90年代却纷纷落马，其间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他们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在提倡创新精神的同时而不陷入非理性的“唯新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又一个问题。

最后，追求“终极关怀”和避免巫术迷信之间的矛盾。社会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的世俗化和理性化，这意味着原先被认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神圣”的东西往往失去了光环和威力。但人总是倾向于在一个更大的、超越自己的整体之中寻求自己生存的意义。所谓对“终极关怀”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价值多元化可以说已经成为既成的事实，精神生活的大一统局面不可能在经济生活的大一统局面终结之后长期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终极关怀的追求，往往会成为倒向巫术迷信的起点。巫术迷信一方面许诺一个几乎能满足所有人间欲望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设计一些轻便廉价的超度手段。这样的彼岸世界很难提升此世生活的精神境界，这样的超度手段也很难提高日常生活的理性程度。很难想象，一个健康的文明的社会，会是由众多沉溺于巫术迷信的人们所组成的。因此，如何在追求“终极关怀”的同时而不陷入巫术迷信，是我们应当重视的第三个文化矛盾。

以上问题如何解决？这里仅提出以下一些思考。

第一，为了解决刺激消费的需要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该对所要扩大的消费进行慎重的选择。自然，人人都会说，我们所要扩大的消费，应该是适度的消费、合理的消费。但到底哪些消费是适度的、合理的呢？在笔者看来，我们尤其要重视的消费，是恩格斯所说的“发展资料”的消费。恩格斯说人类不仅仅进行搜集，而且进行生产；不仅仅生产“生存资料”，而且生产“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对于“发展资料”的消费，不仅仅满足于人们当下的欲望，也着眼于个体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可以同时起到刺激消费和避免消费主义的作用。具体来说，对“发展资料”的消费的主要形式，是对精神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消费、包括对教育部门的劳务的消费。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积极推动全体居民对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教育服务的消费需求，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提高整个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二，为了解决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不仅要重视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知识，而且要重视对全社会具有示范意义的“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科学建制”既是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发现和消除谬误的严格程序。科学气质，按默顿的说法包括“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这四方面的要素，这是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没有科学建制的科学气质是空的，没有科学气质的科学建制是盲的”。为了在提倡创新精神的同时避免陷入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我们有必要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的时候，尤其强调建立和完善科学建制、培育和褒扬科学气质，注重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的结合，并把它们作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学校教育和公众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三，为了解决追求“终极关怀”和避免巫术迷信的矛盾，有必要重视人文科学的作用、尤其是哲学的作用。人文科学涉及的领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领域。人文科学作为科学，是反思的、批判的、有科学标准和规范的。但与其他科学不同，人文科学是以日常语言为工作语言的，是同人们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世界和专家文化领域之间建立起桥梁来的：一方面把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和信息提高到专业讨论的层次；另一方面把专业讨论的成果回送到日常生活世界。在世俗化、非“神圣化”的时代，统一的、宗教的、形上的世界观已经难以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世俗的、合理的、又不脱离生活世界的人文科学才有可能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地”。当然，这不仅仅是要求全社会都来重视人文科学，而首先是要求人文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学科、自己的工作进行严格的、既具有专业责任心也具有社会责任心的严格审查。从哲学来说，它的任务是澄清和捍卫行动、思维和制度的合理性，说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阐述天人、群己、知行、古今等对于现代人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系列基本关系。在阐述这些关系的时候达到（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既“可信”又“可爱”的境界，将是哲学工作者对本文所说的三个文化矛盾之解决作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