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李大钊

由以上简单列举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时期，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转途径。而在从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当中，李大钊则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也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26]

1.李大钊早期思想之基本特征

李大钊早期的哲学思想大致上是以进化论为主导的。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他写道：“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进化。”不仅如此，而且即便“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27]。若照此说法，则似人无可奈何于自然了。但李大钊又认为，“此理虽常见于僿野之民，而非可论于文明之族。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国家之存立，何莫不然。国民全体，亦有其大生命焉，其与环境相战，所需之秉彝之能，努力之勇，正不减于小己之求生。”[28]正由于此理，且由于“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晚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侪于他族之列！”[29]

这就是说，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面对这“自然规律”，人除了消极承受，也无可奈何。但李大钊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消极的结论，故而在此处又引进了认为高等动物有自我进步能力的拉马克进化思想。当然，在这里，拉马克关于高等动物之有别于低等动物的自我进步能力，被转变为了“文明之族”之有别于“僿野之民”的自我进步能力。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兼顾客观必然与主体能动两个方面，这是李大钊哲学思想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若直接来看此问题，似乎在其思想中存在着某种跳跃。但从其哲学之基本设定来看，则这种跳跃并不构成跳跃。因为他认为，“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既然如此，则“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30]。若基于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此时李大钊的哲学中包含有某种神秘意味的东西，但若以后来流行的哲学观念为准，而判说“李大钊的进化论具有泛神论的倾向”，“在当时还不是唯物主义者”[31]，则似又太过。

2.“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唯物史观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中国人受其激发有了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应乎时势，李大钊从1918年7月至12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这三篇文章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的重要标志。稍晚一些发表于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同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32]，可以说是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章。其后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33]、《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34]、《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35]、《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36]、《马克思的经济学说》[37]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阐发的核心是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所首创，而是“自孔道西（今译孔多塞——引者）（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现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此后还有桑西门（今译圣西门）、梯叶里、米涅、基佐、蒲鲁东等人加以发挥。[38]故在一般意义上说，“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或者说，“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39]。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又有不同。故特殊地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社会变迁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40]。

李大钊还进而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即他所说的“阶级竞争说”。他写道：“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41]后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李大钊还进一步解释了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经济机制。他写道：“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深奥。根据我所知的，提出他学说的两大原理：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第二，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第一个方面，李大钊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第二个方面，则介绍了“资本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使得社会形成两大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资本的集中还导致劳动者的集合，从而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络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便是“革命”[42]。

我们看到，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核心要点是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规律；另一则是人的活动即阶级斗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