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从前面的描述可以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或开端，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相比，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二是这一时期传播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唯物史观；三是已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了理论与实践之张力，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克服之。因而，尽管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但由于抓住了唯物史观这一核心内容，且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有所意识，这一开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本源性与开放性。

1.“理论准备不足”析论

无疑，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与前述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大致上应当是同样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却有一点与之相当不同：这就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非是出于理论兴趣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而主要是出于实践兴趣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甫一找到这一利器便即刻投入使用，而未给自己留下多少在思想中先行操练的时间。前面曾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虽然已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人们也未能将之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详加区分，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仍主要是进化论思潮。《新青年》同仁也大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正在苦苦追求救国之道之时，十月革命使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道路。这就激发人们去效法苏俄，走以社会主义革命救中国之路。因此，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实不可小视。但由于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被零星地介绍进来，因而就还根本谈不上系统的理解。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与俄国，都是十分不同的。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其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自然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正相关联的。在此意义上，石川祯浩所批评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成正相关的观念，倒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前提是该国家处于常规的历史状态之中，即除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并无其他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危机。但现代中国显然并不是处在这样一种常规状态之中的，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规的、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极度危机状态之中，从而人们对于能够有效救国的理论便处于一种极度的渴求之中。任何这样一种理论，一旦到手，便恨不能即刻投入使用，以便尽快见到成效，哪里还有时间去精雕细刻？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就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人们尚未在理论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重提这一历史事实，不是要提出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更不是要对当时那些历史行动作另外的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

我们只要看一下1926年6月6日《觉悟》（《民国日报》之副刊）上发表的署名“汉俊”[43]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就可以见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条件及状况。这篇文章中有一段颇能够说明问题的话：

在我们中国，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我们将所有的照易难的次序列出来罢：

关于全貌的：

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

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关于唯物史观的：

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

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

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丏尊、李继祯合译，新时代丛书社）

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

关于阶级斗争的：

一、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

关于经济学说的：

一、马克思资本论（马尔西著，李汉俊译）

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

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也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44]

上列12种书中，有4种书的作者是日本人，另有两本即《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斯经济学说》亦是从日本人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格斯资本论》和高畠素之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的。[45]

上述情况首先说明的当然是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重要中转作用，但同时亦说明了当时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的有限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这些资料自然是相当有限的。其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只有《共产党宣言》和《工钱劳动与资本》两种。当然，此时还有几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或著作片段被译成了中文[46]，但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如李汉俊所说的那样，“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超越这些资料而达到比较深广的程度。

因此，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之时，其理论上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当然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而非人为的结果。对此历史事实，人们所能做的便是去理解其缘由与后果，而不是加以责难，或者相反，否认其意义或后果。[47]当然，说到“不足”，这就涉及判定足与不足的标准问题。由于标准的不同，往往基于同一事实，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一般说到理论上准备不足，对比的标准多是俄国，即俄国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之先，已经有了普列汉诺夫等一批理论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深研究，而中国则缺乏这些工作。但如脱离了对比的语境，人们也不能由此而断定俄国人当时的理论准备就充足了。从列宁1914至1915年间，“置笼罩全欧洲的‘一战’风云于不顾，潜心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辩证法问题”，并感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就不难看出，在列宁看来，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理论上准备不足的。因此，所谓理论上准备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一个绝对的概念。它所标示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能系统而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理论准备不足的缘由，从根本上说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让中国人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也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深入其堂奥。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从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85年50卷全部出齐，用了整整30年，就知道这一工作的困难程度，还不要说真正全面理解其精髓。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效的实用理性态度，恐怕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但不论这一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是由于何种缘故，它都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承认并深入认识这些后果，而不是非难前人或否认事实，进而加以弥补或克服，才是后人应为之正事。

2.为何集中于唯物史观之介绍

论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一般都指出这一时期的传播集中于唯物史观。对此事实，一般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集中于唯物史观的原因和如何评价这一事实。

有论者认为，其所以集中于唯物史观，其原因之一，唯物史观如恩格斯所言，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此说初看起来，似无问题，但若一细究，则不难发现其逻辑上与历史上均有漏洞。从逻辑上看，既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均为马克思的两大最重要发现，为何就一定要先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呢？这从逻辑上无法解释。而从历史上看，我们从文献中找不到当时人们由于认识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故宜先行传播之证据。对此原因的理解，恐怕还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情势中去寻找。当时的历史实情是面对国家危亡之局势，先进的中国人遍寻救国救世之良方，而由于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种种问题，人们多服膺于各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而要论证其社会改革方案，则直接依据便是各种历史观。从哲学层面上讲，正是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才是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之理论依据，因而人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历史观也便合情合理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其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因而，不难理解，当十月革命激发中国人以俄为法，去以社会主义方式救国之时，要论证这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便自然地要追溯至唯物史观。因此，对于集中于唯物史观，不能只从唯物史观是两大发现上看，而主要是由于它对社会主义作了总体的论证，即一方面，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又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方式。

当然，这当中还涉及马克思的另一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的传播问题。事实上，虽然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三大卷的完整出版，是1938年的事情，其先陆续有几种不完整译本的出版也是1930年以后的事情[48]，但从前引李汉俊文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如《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已有中译本出版，另外还有数种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出版，因此，可以说当时人们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有相当的了解。但其所以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恐怕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并未像后来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三个组成部分，将唯物史观划分在哲学中，将《资本论》划分在政治经济学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唯物史观视为其核心，而将其经济学说视为其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延伸。

这一点可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写道：“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49]

此外，可能还由于《资本论》深奥复杂，使得人们难于在短期内将其把握，恐怕也是一个不能在初期大量传播的原因。不是人们未认识到《资本论》的重要，而恐怕在更大程度上是无法将这样一部科学巨著在短时间内介绍给国人。从人们初知《资本论》的思想，到其全译本出现，经历了二十余年，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如何评价这一事实，则涉及评价的标准问题。这当中的关键之处便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历史唯物主义，则李大钊等人当年的传播工作便可说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之精髓；而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等，则评价便会相当的不同。事实上，大多数论者正是按照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来评价当时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的。甚至于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著作中，在涉及李大钊时，人们便将唯物史观从其他部分中分割开来。该书作者对于李大钊的评价是极高的：“李守常先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的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这样澎湃，可以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50]。尽管如此，也不难在其列举中看出他是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唯物论并列的。如果这样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便必定会得出结论，仅仅唯物史观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就还是不完整的，因而就是有局限的，需要加以补充和改正的。这大概也就是后来人们要补上辩证唯物主义之内容的缘由，也是后来人们评价集中于唯物史观传播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既然是立基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而非基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身之理论的，且如前述，亦非李大钊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构成，则其合理与否便是可进一步讨论的。

3.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之意识

李大钊已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他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此处所论显然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内在张力。对此张力，李大钊承认利亚诺（Eugenio Rignano）驳马克思的一段话是“可谓中了要厄”，但认为“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即“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也承认这个解释“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51]。显然，对于这一张力，李大钊不同于流俗理解之处，正在于他没有去刻意地否认或者以某种方式加以消解。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问题涉及理论解释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问题，并不能用一种单纯的理论方式予以消解。李大钊显然也熟知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或定命说的危机，因而他也就知道单纯的理论上的能够自圆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说：“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到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到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显然，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坐等历史必然性自行发生的定命论学说。不仅如此，这唯物史观之决定论的观念亦有其实践之用途：“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52]不久之后，李大钊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有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基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其例便是，“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53]。

诚然，若从理论上看，李大钊的这种对于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关系或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处理方式，是有着某种不能令人满意之处的。但若说换一种在理论上似更能自圆其说的方式会更好一些，则要看其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许多论者提到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发表的胡汉民的论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54]，认为胡汉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唯物史观在学理上的阐述更为准确”，“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要比李大钊深入”，或者说，在对于唯物史观一些问题的理解上，“胡汉民显然比李大钊正确”，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长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55]。论者们所说的主要是指李大钊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承认其“中了要厄”，尽管说马克思“也有自圆的说法”，但又终觉这说法有牵强的地方，而胡汉民则对利亚诺（胡汉民译为“列拿努”）的驳论断然予以反驳。胡汉民写道：“因为马克斯在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上，既确认社会之生产力为社会的原动力。而在共产党宣言上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马克思的话，实在没有矛盾。”[56]

对于前述论者的说法，如果人们仔细比较一下李胡二人之文章，其实并不能看出其间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而倒是会看到诸多说法相似之处。如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二人都以将阶级斗争纳入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的方式予以反驳。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胡文关于唯物史观之创立人与李大钊说法不同，但这一不同是基于二人对唯物史观定义的不同，而并非李大钊混淆了马克思与孔多塞、圣西门等人的区别，因而算不上是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更不是“纠正了李大钊的失误之处”。唯一有重要意义的不同之处，便是从行文语气上看，胡汉民似乎更为服膺唯物史观，而李大钊则似乎对利亚诺的反驳显得不太那么自信，“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胡汉民比李大钊思想更深刻吗？未必。如前述，李大钊并不认为在历史必然性与阶级竞争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都为改造社会所需要。而上述解决方式其实是将阶级斗争归结为了历史规律之中，而这样一来，阶级斗争也就不再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而成了一种为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东西。这种解决方式如果展开的话，其实也就是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所行之事。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卢卡奇最终将能动的阶级意识归结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虽然从理论上似乎解决了矛盾，但实际上依然消解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显然，如此理解的阶级竞争并不是李大钊所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对这种解决方式持一种有保留的看法，认为虽然可以自圆，但若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所要求的能动性来看，则终觉有不妥之处。故他宁可让这种矛盾存在着，而不愿用某种方式将其在词语上消解。以笔者愚见，这恐怕是李大钊更为深刻的地方。而胡汉民的解释，虽然从理论上看要更为圆融一些，但却取消了阶级竞争的能动性。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虽然缺乏依据，但说“戴季陶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与李大钊不同的，前两人强调这一理论的民族主义的涵义，而李追随的是阶级斗争，这个因素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分裂”[57]，却是实情。而最终导致这分裂的深层思想原因，恐怕正在于李大钊基于其早年的青春哲学之推崇“自由意志之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理解，而对于阶级竞争的看重，不过是在其早期基本哲学观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罢了。这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其早期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延伸。若从前述第二国际、卢卡奇及葛兰西对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处理之理论上的得失来看，恐怕李大钊这一独特理解更近于葛兰西，从而至少更有助于在实践上较好地处理这一关系。也恐怕正是基于此，他才不愿为了理论逻辑上的自圆，而损害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1] 参见附录：《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Ⅶ、Ⅹ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革命》，16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7] 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3册《社会主义论战》，172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编印。

[8] 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30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 《孙中山全集》第2卷，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黄兴集》，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参见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298—30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2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5] 《李大钊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至于毛泽东文章所据的《联共党史》中“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社会主义的开始”说法，即便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据新近考证，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与彼得—保罗要塞一起发炮，但“阿芙乐尔”号由于舰上没有炮弹，只是发了空炮），也不影响毛泽东的这一略带文学性说法的历史意义。有关考证文章见高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自何方？——“阿芙乐尔”号按约定先放空炮》，载《百年潮》，2008（2）。

[18] 梁启超：《论学日本书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 据统计，1896—1927年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近8万人。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185—18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0] 参见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2—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1] 参见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235—305页，成都，巴蜀书社，1994；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16—4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2] 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39—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8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涉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的作用。对此应有一个适当的估计，而不宜固执于某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如此一来，就无法回答石川祯浩的质疑：如果按照东亚各国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发展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日本在先、中国在后，朝鲜更在其次，而为何实际上却恰好相反，是朝鲜在先，中国在后，日本更在其次？但如果不固执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而是从国家身处危亡境地而寻求救国之道的迫切程度来看，则肯定是朝鲜、中国在先，从而石川祯浩的质疑也就失去了效力。进而，他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质疑，也就失去了大半效力。有关石川祯浩的质疑以及对其质疑的回应和讨论，可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17—2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

[24] 有关资料引自左玉河：《简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1）。

[25] 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最早一批成立的高级党校之一，成立于1921年秋。设国内部和国外部两部。国内部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国外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的学生，设有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和朝鲜班。1928年中，由于学生与校方的矛盾，中国班撤销，学生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928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至1930年停办。参见黄纪莲：《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5）。

[26] 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曾对陈溥贤（笔名“渊泉”）所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认为他为李大钊提供了资料和解释方面的帮助，构成了李大钊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中介”，甚至认为“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石川祯浩这方面的考证工作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研究，但此说却过于偏颇，很难为人所接受。对此说法，萧超然、朱成甲等均撰文给予了反驳。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6—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

[27] 《李大钊文集》第1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8] 同上书，164页。

[29] 《李大钊文集》第1卷，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0] 《李大钊文集》第2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1] 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2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2] 《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面标明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5月，而据当时报刊上所发出版广告则实际出版时间为9月。但据《李大钊全集》编者考证，该文主体的写作时间应在1919年5月之前（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353页“题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该期《新青年》轮由李大钊主编，是“马克思研究号”，除了李大钊的文章外，还集中发表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

[33] 发表于《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出版。

[34] 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出版。

[35] 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1920年1月出版。

[36] 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出版。

[37] 这是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演讲，发表于1922年2月21—23日《晨报》。

[38] 参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9] 《李大钊文集》第3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0] 同上书，27—28页。

[41] 同上书，28页。

[42] 参见《李大钊文集》第4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3] “汉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笔名。

[44] 转引自刘岳兵：《“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载《读书》，2012（1）。

[45] 转引自刘岳兵：《“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载《读书》，2012（1）。

[46] 前引文中李汉俊所列的书目显然并非实际上“所有的”。此时已翻译出版的还有邝摩汉译述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至第五篇的部分内容，熊得山翻译的《哥达纲领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均发表于《今日》杂志1922年第1卷第2期至第4期上；熊得山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五、六章，发表于《今日》1923年第3卷第2期上。还有1925年2至3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载的柯柏年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此前还有郑次川的译本，发表于1920年，但只是节译。材料参见胡永钦等：《马恩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载《中国图书馆学报》，1983（3）。

[47] 这方面的有关讨论请参见李增光：《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理论准备不足”问题的认识》，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1）；萧超然：《“理论准备不足”说辨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袁鹰：《“我从来不悲观”——夏衍同志逝世十周年祭》，载《炎黄春秋》，2005（3）；艾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什么？》，载《中华魂》，2005（6）。

[48] 1930年3月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至三章，其后潘冬舟续译了第二篇第四章至第四篇第十三章，并于1932年8月由东亚书店出版；1932年9月至1936年6月，由虚构的“国际学社”和虚构的“世界名著出版社”出版了王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1934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第一至三卷。资料引自杨国昌：《〈资本论〉中译本简史》，载《经济科学》，1984（6）。

[49] 《李大钊文集》第3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0]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11、11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51] 《李大钊文集》第3卷，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2] 《李大钊文集》第3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3] 同上书，321页。

[54]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11月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1919年12月发表于《建设》第1卷第5号。

[55] 参见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13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王守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3—44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1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6]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84—86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

[57] 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1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