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思维方式的“视差”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们起初多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另一则是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考虑，这样一种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限于这两个方面。如果考虑到中西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不可能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体现出来。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应该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来提出问题，即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之形成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不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亦即中西方看事物方式的“视差”的高度着眼，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中国化。

当然，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也从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差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或只限于从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某些内容的继承和汲取着眼，或者只在一种笼统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传统，而并未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来。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但这些论述中的思维方式概念却多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往往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致思实用”、“体用合一”、“躬行实践”、“内圣外王”，“哲学与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伦理、人生问题相结合”，“实学精神”，“强调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来发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矛盾的转化”等特征。显然，这样宽泛理解的“思维方式”并不足以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近年来则有学者，如田辰山先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注意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强调了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影响作用，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进。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些研究在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拓展之余地。为避免以往研究中“思维方式”概念过于宽泛之弊端，以有效推进此项研究，在本项研究中，“思维方式”取一种较为狭窄的含义，即意指一种文化传统在观念中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或框架。因此，要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首先还在于基于前人的研究恰切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之作用及其意义。

但在中西哲学比较领域，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外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这些研究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结论却也大体上相似，那就是认为：“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人有类推逻辑而无形式逻辑，“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张东荪）；西方人是“分解的尽理”的“‘方以智’的精神”，而中国人是“综合的尽理”的“‘圆而神’的精神”（牟宗三）；中国人是“象思维”，而西方人是“概念思维”（王树人）；中国人是“意象思维”，而西方人是“抽象思维”（刘长林）；中国思维方式是所谓“第一问题框架”，而西方思维方式是“第二问题框架”（郝大维、安乐哲）；还有中国人是“直觉法”（贺麟）、“实用理性”（李泽厚）、“关联性思维”（格拉耐、李约瑟、葛瑞汉）等说法。这些规定都可以说以某种方式从某些方面揭示出了中西思维方式所固有的差异。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差异转换为某种非实质性差异，从而在主观上消解了由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思想张力。转换方式之一是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归结为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归结当以王树人先生的论述为代表。对这一问题有过精深研究的郝大维和安乐哲，其“第一问题框架”与“第二问题框架”的对比，也隐含着一种将思维方式的中西差异转换为古今差异的意味。但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一种古今的差异，不管论者是否更推崇“象思维”，问题客观上已被消解。还有一种类似的转换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从本质与现象对比的角度去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对比。这方面刘长林先生的研究颇有代表性。显然，从本质与现象层面来规定中西思维方式之差异，最后也可能导致将之转换成为一个古今差异从而取消这一问题。与之相似，张东荪的“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不但没有本体论，并且还是偏于现象论”的说法，亦有按本质与现象来规定中西思维方式之嫌。很清楚，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被归结为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那么这一问题也就在事实上被消解了。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能用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来取消的，因为这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为了恰切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之根本区别，我们需要把上述诸种论点结合起来，并加以谨慎的发挥，以比较恰切地描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而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