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野

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期发展相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掌政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被纳入了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体制之中，一大批研究人员成了职业性的专门研究者。这使得学术化的研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这些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兼具政治领袖和学者双重身份不同，后来的领导人则主要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双重化方式：一种主要是政治领袖们在实践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种则是学者们主要在学术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前一种方式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后一种方式却也非可有可无，而是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但以往的有关研究对后一方面的关注似乎有所不足，这就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的欠缺。本项研究试图对这一欠缺有所补益。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研究并非脱离了中国实践的纯粹学究式理论构造，而是密切地相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的。这种学术化研究的特点，从表面看，似乎往往表现为一种对于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探讨，而无关于当前的现实实践。但如果我们透过这种学术化争论的表层现象，就会发现它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相关于现实实践的，或者说，是与中国现实实践的变化相匹配的。由此立场观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研究进路事实上也是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转型而构成了几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本世纪初为大致界限，将之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可名之为回归实践哲学范式，即从前此的包含实体性哲学范式和主体性哲学范式两种类型的理论哲学，回归实践哲学；后一阶段则可名之为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进而从一种笼统的实践哲学回归历史唯物主义。但既然这一研究进路表现为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阐释的变化，那么，要理解这种变化，还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哲学那里去，把握住马克思哲学之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之实质，以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性。

我们可以从如何看待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对立，其实质是如何看待实践或人类生活本身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一关系构成了任何哲学思维据以出发的前提，而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则决定了一种哲学思维的进路或理路。既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的排列方式，那么，我们由此便可分辨出两种对立的最为基本的哲学观念或哲学理路来：一种可称为实践哲学理路；另一种则为理论哲学理路。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思维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认为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它就是实践哲学的理路；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它就是理论哲学的理路。

照此分类方式去观察人类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主导理路显然是理论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哲学之理路；实践哲学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所发展，但是，一则在他那里思辨或理论活动仍具有最高的位置，另则这一实践哲学传统在其后并未得到如理论哲学传统那般的高度发展。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19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认真的挑战。而既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的挑战，便只能是来自于实践哲学。诚如倪梁康先生所言，“实际上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这样，作为反形而上学理解的实践哲学，便包含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系谱。这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或者说，早在理论哲学获得高度发展并暴露出其理论困境的19世纪，马克思就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路向。这一路向的根本特征是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有过大量的论述证明他的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对此，人们是不难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言说中找到证明的。马克思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哲学的终结或对于哲学的否定，显然就是对于整个传统理论哲学的否定。既然其前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理论哲学，那么，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否定便是对于理论哲学理路的否定。

西方实践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但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有类似之处，却又有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实践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实践在人类生活中地位的不同理解上。基于这种不同，我们可以进而把实践哲学区分为古代和现代两种类型或范式。在这种区分中，中国古代哲学当可视之为一种古代实践哲学的典范，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而亚里士多德的那种与理论哲学并列、以处理那些理论哲学不能处理而又为人类生存之根本的问题的实践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则为西方古代哲学中之一特例。

但进一步看，现代实践哲学并非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而是其中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论倾向。诚然，人们已经从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杜威等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其哲学的种种相似之处，但说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与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同属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种哲学，具有同样的哲学主张。例如，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激烈地反对旧形而上学的，就此而言，说他们的哲学属于现代实践哲学是不成问题的，但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主张；而不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倒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不同。事实上，哲学理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般说来也只发生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如古代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对立，近代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在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内，虽然都强调直接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视却是与众不同的。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之为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

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之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并不是说所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也都自然地属于现代实践哲学之范式。事实上，对马克思哲学的流行解释，基本上不属于现代实践哲学范式，而是属于理论哲学理路的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在国内，几十年来，也是上述两种解释居于支配地位，即，20世纪80年代之前，先是实体性解释的一统天下，而自80年代以来，则兴起了一种主体性哲学。这两种解释都未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都把马克思在哲学思维范式上的革命性变革掩盖起来了。主体性解释虽然比之实体性解释有着更大的优越性，但它仍属于近代理论哲学的范畴，因而，它就仍未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来。而只有从超越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从而一般地超越了理论哲学理路的原则上看问题，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实践哲学之典范的意义。因而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界又进而对这种主体性哲学开始了反思。但这一反思在起初是借助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进行的，其结果就是虽然划清了马克思与近代主体性哲学之界限，但却往往将马克思哲学混同于其他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既然实践哲学是现代哲学的一种主导性潮流，它具有一种极为宽泛的谱系，包括了几乎一切反形而上学而主张回归现实生活的哲学流派，因而面对这样一种宽泛至极的概念，便非常有必要对之进行辨析，以便能够分辨出在实践哲学这同一名称下的不同哲学旨趣，特别是辨别出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如果说在实践哲学的转向之初，人们在与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对立的意义上，将各种实践哲学视为一个笼统的整体性存在，而无暇顾及其间的差别，以便在互相发明之中理解实践哲学之实质，还有其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想潮流的现今，是到了辨析各种实践哲学的差别的时候了。不然，我们就只能不断地谈论实践的转向，而不可能使这一转向深入下去，以真正推动实践哲学的进展。于是，一个目标在于划清马克思与其他现代实践哲学流派的任务也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讨论，正是人们力求揭示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其他现代哲学之独特性的努力。以笔者之见，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之本真意蕴，正是阐发马克思实践哲学独特性之关键所在。无疑，这是实践哲学转向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深化，一个回到本真的马克思哲学的举动。

我们看到，这种学术化的哲学理论在几十年来经历了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过程，即思维范式转换过程，这从一个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亦即中国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中，亦如西方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那样，走了一条从理论哲学包括实体性哲学和主体性哲学到实践哲学的道路。这样一种发展进路，一方面是向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回归，另一方面亦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同时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的对话与走向深层中国化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一发展变化，亦应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内容之中去。

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进行得相当系统和深入，以及基于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状况的分析，本项研究不拟再在全面性和细节问题上用力，而拟将主要力量用于上述以往研究中有所不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上，并据此将整个研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初来中国的历史境况、传入中国的几条途径，特别是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阐发。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主要讨论从瞿秋白到李达、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进展，以及回归实践哲学的必要性和毛泽东回归实践哲学的进路。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主要基于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立场，重新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以及分析毛泽东哲学中中国传统哲学因素的影响及其意义，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源性结构等。

第二部分为第四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推进》。这部分主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哲学层面上的重大贡献，主要是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等。

第三部分为第五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上的进展》。这部分主要在讨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化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及其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消长，以及现代实践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本质性区别问题。

第四部分为第六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这部分在前面各部分讨论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现实性到理想性的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实现理论创新等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1—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