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而这又是它所面临的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所提出来的。在国际上，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浪潮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分配形式、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日趋多样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经济、政治、文化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面对这些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敏锐地抓住了其实质，并予以了正确的回答，而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这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生活条件的丰富，同时也体现为文化教育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在现今中国，人的发展问题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极为醒目而迫切的方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使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从总体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使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分工的发展、社会的急剧变迁、贫富的急剧分化）似乎又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王国之间有了更大的反差。面对这些，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创新，方能够给出合理的回答。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这一宏伟构想。这一理论构想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因而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如何理解这一点，却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重大问题时，既不能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无原则地“适应”现实，但亦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为理论原则而不顾现实，而是必须基于现实的历史性变迁，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一番检视，从而找出这一理论构想的创新突破点来。而对于我们而言，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学术遗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前见”。因此，在这里我们将首先从考察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开始，进而考察其后来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以及人们对这一理论的阐释，最后归结到我们如何基于现实而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问题。

1.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双重文化渊源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使理论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这同一个现实，人们在理论上却往往不能达成同一的理解。特别是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即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给出的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说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的发展；相反的观点则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不利于人的发展。[13]双方的论点不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证材料，而且各自都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理论上的依据。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去考虑这么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蕴含着某种以往未被人们所认真对待的双重因素，这双重因素之间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而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的存在，才使得理论界有可能各自抓住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方面，而不顾在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两个方面在一种特设的理论条件下是统一的这一事实。但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双重因素及其理论渊源有一个概念。

任何理论都有其精神上的源头，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也自不例外。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吸收人类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其关于人的学说中便不可能不包含着西方文化两大源头即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关于人的观念。众所周知，在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这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中，对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的发展等问题，都有着相当不同的想象。尽管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经过激**磨合、相互吸收，彼此掺杂，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融合，但其间的冲突或张力却未能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而是存在着明显可见的两种趋向。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差别，大体上说来，希腊文化传统关于人的本质的想象是世俗的、入世的、有限的，而基督教传统关于人的本质的想象则是超越的、出世的、无限的。在希腊传统中，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有理性的、政治（组成城邦）的动物；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则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就近代而言，文艺复兴哲学、法国启蒙哲学主要地继承了希腊传统，强调的是有限的、作为感性存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更多地继承了基督教关于人的形象，更多地把人的本质想象为一种超越的存在，而现实生活的有限性只不过是那神圣本质的异化而已。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的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延续了希腊传统、注重现实生活的文艺复兴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这一传统，但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德国哲学之注重人的超越性这一传统。这样，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而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既然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那么，对于人类社会之理想状态的探求和规定便只能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去进行，而不能想象一种超越于人类生活的状态（如天国之类），从而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理想状态只能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或生存状态，而不可能是一种超越于可能的人类生活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自由王国，一种与必然王国相对的自由王国，其核心内涵又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于现实生活的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样一种内在张力，在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观的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地表现了出来。从实践哲学出发，马克思必然要将人的自由发展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此问题，马克思的规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把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自由王国理解为人类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但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得以实现的条件或形式，却在其思想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变化。而这一变化的最终指向，我们将会看到，是受这一内在张力的引导，一方面趋于越来越现实地规定其实现条件或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使得这一理想越来越具有一种趋于超越性的特征。大体上说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最后手稿构成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实现其类本质。只是“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4]。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扬弃异化劳动，恢复人的类生活的本质。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是直接地实现于扬弃了异化的自主劳动之中的。而这一点明显的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本质之超越性的想象的，比较而言，人的现实性一面则基本上被忽略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上述缺陷便得到了克服，从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也都进行了新的规定。现在异化概念是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异化的扬弃，自主劳动的实现首先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异化的扬弃的内容因而也被规定为对于分工的消灭。在这里，虽然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物质生产领域或物质实践活动仍然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主要领域，但由于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现在，自由活动与自主劳动仍然具有等同的意义，“完全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与在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也具有等同的意义，但是，自由活动本身却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5]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对人的发展的规定转换了方向，更多地承续了源于希腊精神的法国唯物主义传统。在这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过是不局限于固定的分工而已。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设想，并不存在多少超越性的想象。

但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传人，马克思是不会长久地停留在那种过于现实的非超越性传统之中的。我们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又从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角度提出了新的规定，这就是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自由时间的角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规定。他指出：“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而“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6]。在自由时间中，人们就真正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即“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17]。这一新的探索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由此最终达到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规定，这就是要在人类活动的不同样态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物质生产的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只能够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而扬弃历史必然性，使之不再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在最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因为“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18]。因而，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最终所能够实现的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9]。这一领域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类艺术活动的领域。无论在早期还是在晚期，马克思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时，都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把艺术活动作为真正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来看待的。自由王国也就是美的王国。[20]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自由发展观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以一种类似于康德的奇妙方式获得了理论上的完满解决：一方面，理想世界完全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长，但在这个现实王国里，人类只能实现一种有限的自由，获得有限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则是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21]的理想世界。但是，理论上的完满解决决不意味着这一张力不再存在，而是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走进了历史。

2.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人的发展理论的不同阐释

马克思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完满地解决了他的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问题，但这种解决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必须面对这种张力。在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如他所设想的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而是相反，首先在欠发达的俄国取得了成功，随后又在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获得胜利。这些国家极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显然无法提供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作日的大幅度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大幅度增长。而且，即便不是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恐怕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无法提供能够使人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既然无法使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与现实直接对接，人们对这一理论便只能考虑进行各种新的阐释。相关于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我们主要考虑三种阐释：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般阐释，二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独特阐释，再就是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阐释。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阐释总的说来是要适应生产力落后状况而极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但一般并不是强调生产力发展对于可供用于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的增长作用，而是将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视作为人的发展之积极内容。最为著名的提法当属列宁关于共产主义之为苏维埃加电气化的说法，以及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关于共产主义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通俗版本。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迅速提高物质生产力便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便有了“大跃进”，有了超英赶美，二十年里实现共产主义等“豪言壮语”式的发展目标。在这一阐释中，虽然共产主义被频繁地提及，但由于被视为一种在近期（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因而，所关注的便必然只能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可能顾及那“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这样一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便在一种淡化其超越性的方式上被忽视，从而也就使这一理论得到了新的阐释。显然，这类新阐释的基本趋向是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作了某种使超越性屈服于现实的调和。

但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新阐释并不止于此。当毛泽东发现单纯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使人们忘记革命的理想，从而滑向资本主义之时，他对人的发展问题给出了另一种新的阐释。这就是毛泽东在其“五七指示”中所阐发的人的发展理论，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都要以自己的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更要批判资产阶级。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有某种类似之处，即看重旧式分工的消灭，把人的发展理解为不受旧式分工束缚的“全面”或“多面手”状态。但在一点上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马克思强调分工的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人的自由发展只能在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制约的范围内实现，而不能超越于这一制约；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则并未提及生产力水平问题，至少是不重视这一点的。总之，毛泽东这一新的阐释的特点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这一现实性方面不再受到重视，而是着重于直接实现“全面性”理想，但这种“全面性”又不是一种超越的理想性，而是在现实中只要主观上有此愿望，就有可能实现的“全面性”理想。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一阐释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人的本质和理想社会想象的特色。

在经历了“**”的狂热与幻灭之后，国人似乎又趋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对任何理想性的东西感兴趣，人们似乎从此只愿牢牢地抓住现实的东西，埋头于发展经济，获取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际，理论界本该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内在张力问题，但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阐释中，人们只是抓住了现实性这一方面，而对超越性一方面却少有留意，至于对于其间张力问题的考虑，就更付之阙如了。这一点从人们在谈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时，大多只是从偏向于现实性方面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寻找文献依据，而基本上未曾涉及偏向超越性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最终又向超越性回归的《资本论》最后手稿，就能够见得出来。一般而言，理论界多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一种现实性的理解，即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多方面发展联系起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性目标来规定。也有少数论者径直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最高目标，甚至新世纪全人类的最高宪章。但仔细体会起来，这里的“最高”一类形容词并不是指其超越性，而仍是一种较为长远的总体性现实目标。当然，确实也有论者比较敏锐地意识到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存在着某种差异或张力，从而将人的全面发展分为初级目标或初级纲领与最终目标或最高纲领，认为现今更为有现实意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是，这样一来，人的发展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也就被放在漫长的历史之流中而化解了。显然，这种对于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张力的化解并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后手稿中的那种解决，而是一种借历史长河之手的隔离，一种对问题的取消，而非解决。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阐释的特点，仍然是一般地抹煞马克思发展观中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倾向于取消其中超越性之维。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之采取近乎相同的阐释趋向，并不意味着有着相同的直接的现实理由或动机，而是可能更为深层地受制约于我们不同于马克思的文化传统。

3.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的内在张力呢？笔者以为，首先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内在张力，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去抹煞之，并进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后手稿中对于这一内在张力问题所作的理论上的解决进行认真的省思，检讨其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在这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看待这一内在张力，正确地看待西方文化传统中两种关于人的想象对于当今我们理解人的发展问题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存在着现实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如前面所述，可以说已是一个理论史上的事实。甚至可以说，从一个方面看，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就是一个从不同方向上解决这一内在张力的思想历史。而只有到了《资本论》最后手稿中，这一内在张力问题才得到了某种理论上的完满解决。但是这一理论上的完满解决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上也将会导向完满的解决。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看，马克思的解决方式在理论上是十分完满的，但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则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而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正是分别针对着这一理论的两个方面的假设提出来的。

首先是生产力无限增长的可能性。马克思论证中的关键一环是自由时间的增长依赖于科学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则又是以资源可无限地支撑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关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对于19世纪的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于已迈入21世纪的人们来说，恐怕已不再不成问题了。如果资源不能支持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则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建基于生产力无限发展之上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王国的实现问题。

其次是即便生产力能够得到极大的甚至无限的增长，是否必然带来人的自由发展问题。这一点又涉及马克思自由王国理论的另一设定，那就是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的有限性。因为只有当设定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有限的时候，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为其决定的工作日，才可能会随着科学在生产中的使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得到缩短，从而“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或“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的“自由时间”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增长。这一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有限性的设定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至少是未受质疑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增长和消费社会理论的兴起，这一理论设定在现今也受到了某种质疑。

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消费品的占有不再以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炫耀消费品的附加价值为主要目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消费行为是有限的，而以炫耀行为为目的的消费行为则是没有限制的。这样一来，即便是生产力能得到无限制的发展，所得的结果却并不是可用于自由发展的自由时间的增长，而只是炫耀性消费能力的增长。果真如此，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便并不是向自由王国的接近，而只能是一幅令人沮丧的消费社会图景。

面对这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回避的。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彻底过时，或同样简单地坚持这一理论，都是不负责任的。理论的良心要求我们重新检视这一问题。但重新检视这一问题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再次寻求将现实性与超越性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某种理论方式，而是相反，是要首先检视这一理论上的统一是否必要，即是否必须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满足规范人的发展的需要；其次是要进而检视现实性与超越性这两个方面是否都为人的健康发展所必需，是否我们可以抛开其一，特别是在这个亵渎崇高的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是否不再需要任何超越性的理想。

从理论所要求的完备性来看，这种统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保证理论具有单一视角从而具有确定性的根本前提。但从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实践哲学立场来看，这种理论上的统一对于现实实践而言并无必要。理论对统一性的追求，源自理论由于其脱离任何具体情境的普遍性而只能在单一视角的逻辑一义性中去求取确定性的特性，而实践由于其直接的现实性或情境性便自有其确定性，而无须外求，因而作为指导实践之实践智慧便能够允许多重视角的并存，而并不恐惧由此而会引起确定性的丧失。[22]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像以往那样，以放弃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现实性与超越性中的一方来求取理论上的一致性，而是完全可以让两个方面并存，使其在不同方向上发挥作用，从而在实践上获得两个方面的益处。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其现实性一方面的必要性人们是没有疑义的。就此而言，人们完全可以根据现实生产力水平所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设想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能够实现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种现实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各种兴趣的发展，而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地将其限制为一种初级目标或纲领，更没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自由王国降格为某种富裕社会的图景。这种研究可以为人们重构一种新的适合于现实生活的有限的发展图景，即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尽可能的健康发展观，而不至于在一种文化空白中纵容人们以一种非人的方式挥霍财富。这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已吸引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亦已是汗牛充栋，各种旨在提高人们生活品位的研究，甚至已细化到各种消费指南和休闲指南的程度，故而，似已不必再多说。

而另一个方面，即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超越性一方面，在此我们却不能不予以强调。笔者在此想特别提出质疑的是，即便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王国的实现被悬置了起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超越性方面就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了吗？不然。关键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中超越性的一面，认识到它不只是一种只能被置之于历史终点的高不可及的理想，而同时亦是一种密切相关于现实生活的悬设于我们面前的理想，是一种衡量任一现实社会的理想化的标准，从而构成对于现实生活进行批判的动力源泉。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之时，便才能不再只是与之暧昧地调情，而是能够对之有所批判，从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并认识到这亦是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