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艾思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扩展

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体系化的一个必然延伸。在这方面，当以艾思奇的工作最为成效显著。

1.哲学大众化之意义

哲学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一个方面。理论的体系化是为了理论自身的规整，以增强理论之说服力、战斗力。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战斗力并非理论体系化之最终目的，体系化本身只是一手段，最终目的乃在于理论掌握群众，造成一支以这种理论为旗帜的、号令统一的革命大军，以实行社会革命，获得最终胜利。社会主义既然是人类最后的社会解放，因而这一事业便是千百万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事业，而非少数革命家之密谋所能成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但一种理论如何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使之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去，将理论付诸实施，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所未能具体思考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4]马克思这里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马克思这里所设想的“群众”可能还是那些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因而，只要理论上彻底，就能使他们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地起来改变世界。但在一个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中，面对那些并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非产业工人阶级群众之时，只通过理论的彻底，恐怕就难以奏效了。这是列宁先碰到的问题。列宁的解决之道是先锋队组织和对其他阶级的领导权。后来的葛兰西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意大利国情的不同，他的解决之道则是与列宁有所不同的通过有机知识分子而实现的文化领导权，其观念中的有机知识分子范型便是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但无论如何，在俄国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也非中国能比，因而问题虽然不少，但与中国却不相同。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将民族矛盾提到突出地位，这就使得在中国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困难要大得多。如何使那些非产业工人阶级群众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严重。

这就需要革命理论适应中国的现实情况。为此，首先需要转变理论的西欧背景，使之能够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还必须将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转变为中国民众能够理解的东西。当然，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宣传到最底层的民众，而是首先抓住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再由他们去进一步宣传群众。在这方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青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任何一个大型社会的有序存在，都不能没有一些能够将最高层与最底层民众联系起来的人群。在西方传统社会，这个人群一般是传教士，而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传教士那样一个社会阶层，但却有一个读书人阶层。这个读书人阶层中的一小部分能够通过科举而上升到最高层，但多数人会留在社会中，成为基层社会中对广大民众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而且往昔的统治阶级往往有意识地用这些人引导民众，以淳化社会风俗。但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却断了这样一种上升之路，使他们无法再行发挥昔日的作用，从而往往最易接受革命思想。故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若欲获得成功，亦须借助这些能够连接民众的知识青年，通过他们而将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就首先需要宣传知识青年，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宣传，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首先是哲学的大众化。

2.艾思奇与哲学大众化之成效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当时，为了宣传先进文化，大众化、通俗化已是一个潮流。黄洛峰回忆说：“当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55]除“哲学大众化”之外，当时还有“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科学大众化”诸多口号。艾思奇自己就写过一些科学普及小品，并鼓励高士其写科普读物。而且，当时从事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还有一些人，如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但这当中，艾思奇的大众化工作无疑是获得了最大成功的。

据郑易里回忆，1934年，艾思奇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图书馆，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的撰稿工作，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但由于读者日益增多，“读书问答”远不能满足要求，故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就是这时开始为每期《读书生活》撰写一篇哲学讲话，后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后又经修改后改名为《大众哲学》再版。[56]该书于1935年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再再版重印，至1949年仅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出了32版，加上各地出版社的共有50多版。[57]

《大众哲学》共有五章。第一章“绪论”讲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力图破除哲学的神秘性，并通过通俗的列举，引出“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世界观”[58]的结论。第二章讲“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但却不是武断的宣判，而是通俗地分析唯心论、二元论、宿命论等哲学思想的社会生活根源。第三章讲“认识论”，用了许多比喻，如“用照相作比喻”说明反映论，用“原来是一家人”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关系。第四章、第五章讲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范畴，更是生动活泼，用“天晓得”来说不可知论，用“无风不起浪”来说“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用“不是变戏法”来说“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用“七十二变”说“现象和本质”，用“在劫者难逃”说“偶然、必然与自由”等，都通俗易懂，让不知哲学为何物的一般大众均能理解接受。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平、莫文骅、温济泽、胡愈之、邹韬奋、黄楠森、肖前等人的回忆，都说明了《大众哲学》对于当时那些热血青年的积极影响。“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人就是由此入门，登堂入室，深入到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有人甚至还估计，当时《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59]此外，来自蒋介石的评论亦从反面说明了《大众哲学》的成功。担任过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和幕僚的马璧教授在1984年曾说，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曾不止一次在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亦曾对属下说过：“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教授还在赠艾思奇纪念馆的诗题注中写道：“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年时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思想之威力。”[60]这些回忆文字或许有文学化之成分，但无论如何，《大众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正如李公朴在“编者序”中所说的那样，乃在于既通俗易懂，又“出浅入深”，“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且“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一切其他的著作更明确”。一个例证便是，“通常的著作都把目的性和因果性连在一起叙述，本书却使它归入可能性和现实性的一节，作为全书的最后的结束。这一方面因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和人类的活动、人类的目的实现有直接关系，这样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把人类的目的活动列在最后一节，可以使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新哲学的‘重要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这里的叙述秩序是最适当的。”[61]美国学者弗格尔亦指出：“艾思奇是30年代以来中国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国唯一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家”[62]。冯契先生则指出：“这本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主要是因为掌握了时代的脉搏，用哲学的理论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当时（抗战前夕）爱国青年与革命群众中切身感受到的那些问题。因此，它在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时群众的思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63]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创作，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之范围，或者说是体系化之延伸。但这一体系化既然是一种特定的体系化，即基于苏联教科书模式的体系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有苏俄教科书体系的种种局限。然而，即便受限于这种局限，艾思奇仍然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比如，初版的《大众哲学》除过第一章“绪论”之外的第二至四章是按“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排列的。这个排列方式初看上去与苏联教科书体系很相似，但若按艾思奇自己的理解，则其意义又大为不同：“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为什么它比别的哲学更正确，更能与事实真理一致……我们要分做三步来讲。第一步要先讲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吗？是精神吗？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本体论；第二步讲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一步的讨论叫做认识论；第三步讲世界的一切以及我们人类的思想等等是怎样变化运动，是依着什么法则变化运动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变化法则是什么？这一步的讨论叫做方法论。”[64]这样一来，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便都成了指向改变世界的“方法论”的环节，而不再是单纯的解释世界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