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新认识和评价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对“左”的思潮的影响的逐步克服，国际上“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兴起，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由此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许多哲学家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使我们的哲学研究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脉搏，应当克服“冷战”在这方面造成的种种偏见，从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趋势对现当代哲学发展的影响的视角对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是以及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做出更为求实的评价，并为此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然而，这种研究和认识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克服教条主义等倾向的影响区分开来？如何把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与对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研究结合起来？如何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以求实的态度对它们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或合理之处给予适当肯定结合起来？如何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充分的自由讨论使持各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能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不同方面、层次和视角上加以探讨。这种情况决定了对这两种哲学及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研究是一个内容广泛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既应包括对这两种哲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也应包括对它们各自的各个部分（例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群体甚至学派，西方哲学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表现形态和特征等较具体的问题的研究。这就需要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特别是从事马哲和西哲研究的学者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使研究越来越全面和深化。

从这两种哲学及其关系的整个发展来说，特别是从它们在19世纪中下期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当时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西方哲学开始出现的现代转型的真实意义，因为对二者的真实意义的正确认识是对有关这两种哲学的其他一切问题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换言之，对这两种哲学其他一切问题的探讨最终几乎都要返回到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及其关系的真实意义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上来。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认识上。因此，为了更全面和深刻地重新认识和反思这两种哲学及其关系，首先应当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重新认识和反思。既然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二者又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和反思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以及它们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原有研究基础以及当前的研究目标等方面都不同，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和反思在许多方面又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被确定当作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无论是从有关部门重视和支持的强度、研究队伍的配备以及论著出版和发表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占明显、甚至是绝对的优先地位。一切其他类型的哲学研究都被肯定应当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这种状况即使在“**”那种动乱年代也未改变，“四人帮”等极左派正是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不在于以往没有强调其重要性，而在于没有准确地认识它的真实意义，特别是没有揭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各种类型的“左”的和右的思潮在哲学上的错误主要在于阉割和曲解了这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有时很可能越是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党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其中“左”倾造成的损失更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内情况同样是如此。“左”倾在哲学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和教条化，使之失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紧密联系，而强调这种联系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主要所在，也正是它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而超越一切其他哲学的主要所在。如果削弱、甚至背离了这一点，那必然从根本上削弱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人帮”等极左派在哲学上之背叛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他们不援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句，甚至也不是不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斗争绝对性、统一相对性等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恰恰相反，他们的突出特点正在大量援引和卖弄这些词句和一般原则，用之作为旗号，然而却完全抹煞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说的一些话的相对性和特殊性，把它们绝对化、僵化和普遍化，当作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绝对真理，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以致由此完全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很是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的意义，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但他们从来反对把斗争性和统一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割裂开来。然而“四人帮”等极左派却在玩弄这些概念时把它们割裂开来，把斗争性、绝对性等概念都僵化、绝对化，甚至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归结为斗争哲学，而后者已远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为了重新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关键的因素是在始终不忘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也注意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倾向。正如上面提到的，这种倾向不仅打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且往往与政治上的“左”的倾向相伴随，得到后者的支持，因而真正克服其影响可谓困难重重，有时会遇到某些阻碍、甚至遭受挫折。但改革开放毕竟已是我国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不仅最终可以克服，而且这种克服反过来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的认识。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影响呢？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尽管克服教条主义影响的问题早已提出，但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方面出现明显转折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其所以如此，固然有从上而下的政治上的支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最根本的原则。因此这场讨论一经展开，就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关的品格，使它重新成了指引我们党和广大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取得胜利的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因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重新认识和研究应当把马克思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核心和基础，这不是忽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正是为了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同于他以前的哲学家谈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根本之点就在他是通过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来揭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简单化，而是由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更为深刻的层次和更为广泛的领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本来意义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由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过去很是流行、甚至视为“正统”，实际上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受到教条主义的扭曲。在实践标准讨论的推动下，近些年来哲学界通过广泛讨论等方式对之重新加以研究和反思。许多专家就此发表了大量建设性意见，提出了各种关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在一定意义上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建议。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尊重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原则出发，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过去被简单否定的现代西方哲学越来越采取了求实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家对所谓“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是非还无明确概念，对过去被公认为是马克思哲学的对立面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不再简单排斥，但除了认为其中可能包含某些知识材料或可作为反面材料的内容以外，很少有人肯定其哲学本身包含有合理因素。那一时期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涉及的现代西方哲学材料基本上还是作为反面材料列入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显著进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这方面的了解也比过去广泛和深入得多，对其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辈）不仅越来越多地承认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大量体现现代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合理因素，在对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上也有值得肯定之处，有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哲学发展的前进趋势。一些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事实上已在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他们提出的新的学术见解不少正是受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启发。其中最突出的是借鉴海德格尔等人对生存的分析来解读和丰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之风正在兴起。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意义的反思要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研究在某些方面更为困难。这是因为在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往往被认为是由进步转向反动，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上往往被认为只能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观点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历史根源，甚至还可以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所做的否定性评价作为根据。如果重新认识意味着对这种上述观点要有所改变，那不仅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要能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前者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进行较为全面、深刻和具体的研究，揭示以往关于它们的论断与它们的实际所是的确存在的区别，消除对它们的种种误解，还它们的本来面貌。后者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出发，更为全面地理解他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理论。这种研究当然不是个别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学界从各自所长的角度来共同探讨，因而必然是一个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正是处于这一过程中。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是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恢复的。在开头一些年，大家对它已非常陌生，当务之急是填补空白，对一些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概况、特别是其基本理论作初步介绍（包括一些基础性材料的编译）。至于深入具体的研究大都刚刚着手、有的甚至还只是在计划中；而对它们的评价，尽管当时许多人都已意识到必须越出传统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例如，对把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的所谓斯大林－日丹诺夫公式已提出了某些疑问，但总的说来当时大家基本上还停留于原有的批判框架之内。在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哲学又无具体了解的人）心目中，现代西方哲学仍然只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对之应当坚决批判，否则它们就要起消极作用。如果有谁对之公开做出某种肯定，就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助长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事实上，当个别同行专家对当时批判萨特存在主义的浪潮中存在的一些不实之词表示异议时，就被个别自认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视为异端。我在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最早对现代西方哲学做了相对系统的介绍而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但却一度被一些人视为“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大家对现代西方哲学开始有了较为深入具体的了解，发觉过去对它们所做的那些几乎是全盘否定的评价并不符合实际，因而越来越不再赞成采用这种批判和评价模式。一些专家甚至已开始发觉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多次兴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浪潮，一些习惯于旧的思维方式的人往往仍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自由化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少惹麻烦，避免卷入意识形态旋涡，大多数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专家、特别是一些年轻专家宁肯把评价问题暂时搁置，专心致志从事对各个具体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理论的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入具体了解来说，这种研究不仅很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关的其他研究的基础。事实上，正是这种基础研究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的研究（例如对现象学、存在哲学、语言哲学等）不仅超越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在某些方面甚至已做到能够与国际接轨。

然而，在中国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撇开与中国现实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展的联系，特别是撇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单就现代西方哲学本身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即使研究成果卓著，恐怕也只能在研究和爱好西方哲学的狭小群体内得到承认，较难为广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那些原来对现代西方哲学就存在疑虑的人所接受，当然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后，还是必须回到如何看待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这个现实问题上来，也就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做出评价，如实地揭示其是非对错。对经典作家特定情况下对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否定性评价，也不能长期将其悬搁，而应当努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观点对之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做出正确评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它不仅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重新认识。关于后者，上面已经谈到，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上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或者说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解释。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评价，也涉及许多方面。例如，既要把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研究；又要分别对西方各国的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重要哲学家的哲学的演变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性质和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和研究。而所有这些又都与相关时代精神的趋势以及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状况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的分析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此重要的是：要结合所有这些分析研究来重新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的意义。只有从整体上理解现代转型的意义，才能发觉具有种种严重缺陷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在某些方面具有超越近代哲学的进步意义，反过来说，只有分析各个具体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具有的超越近代哲学的意义，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意义。总之，无论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来说，还是从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来说，都应当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加深对它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