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重新认识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否认。然而,由于这种重新认识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使这些问题有较好的解决,需要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从不同层面、视角出发通力合作,继续做出努力。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被人为地被分离开来,导致从事这两个领域的哲学研究的学者对彼此的研究缺乏了解。这种状况近些年来虽已有很大改变,但是长期分离的负面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现在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已不多了。但未经具体研究仍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的缺陷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情况在一些人士中依然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些视野较为广宽、思想较为敏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已在借鉴现象学、生存哲学、释义学、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他们为了避免遭到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斥责,大都不直接把这两种哲学联系起来。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为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麻烦而回避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又更多了。这种状况对促进这两种哲学的研究都极为不利。因此,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把这两种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对二者做比较研究,就成了进一步推进对这两种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最突出的工作之一。

对这两种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哲学界、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早已提出过。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刚成立时,许多同行就已相当明确地提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80年代中后期,学会曾和高教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专家商定举行两个学科的对话会,以便促进双方的彼此了解及合作。学会为此在扬州开过几天准备会。尽管由于某些原因这个已筹备好的对话会最后未能开成,但双方专家后来对这方面的工作的关注并未中断,有的专家还就有关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或具体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哲学界越来越形成了开展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良好气氛。到2000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终于由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出面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这两个学科的全国性的比较研究讨论会。全国高教系统不少声望卓著的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就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这次会议的突出成就也许主要不是解决了哪些具体问题,而是大家对克服以往那种两个学科的研究被分离开来的偏向以及开展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等全局性问题取得了很大共识。大家都认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做到更加具有时代感、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更好地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动向;而为了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必须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来说,都需要开展和加强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成了我国这两种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19世纪中下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期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更和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开始发动的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显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正确理解这种变更和转型是正确理解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其他种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种比较同样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其中如下两个方面大概最为重要,也显得最为突出。

第一,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和同时代西方哲学家推动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这两种超越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各以特定的方式适应了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符合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的逻辑要求。这表现在双方在不同程度上察觉了以高扬理性、明确区分主客心物、实现认识论的转向等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的激化所导致的危机,并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这些矛盾和危机做了揭露和批判;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并以不同方式揭示出,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进步已到了尽头,为了继续向前发展,必须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对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又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不是对其简单否定,而只是克服其局限性。例如,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只是揭露资产阶级视野下的理性的局限性以及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所必然导致的矛盾和危机。他们不仅不否定理性本身,反而充分肯定其对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又如他们反对把主客心物的区分绝对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二元论,认为它们必将导致独断论或怀疑论。但他们不仅不否定主客心物的区分本身,而且肯定这种区分是使近代哲学取得一系列进步的重要前提,是促使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他们反对黑格尔等人的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但充分肯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当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对待时,他们却明确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只是超出后者的界限,也就是克服它们的种种局限性,促使哲学进一步发展;对于其中的合理因素,他们不仅不否定,反而竭力加以发扬。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那些西方哲学流派,在表现形式上可谓千姿百态,各派理论大都保留着某些过了时的哲学的特色,人们不难从中发现陈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痕迹。例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人的哲学不仅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而且具有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等倾向。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尽管企图超越抽象的唯物唯心之争,主张关注与人发生现实联系的世界,但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与近代哲学中的休谟主义很难说有实质性的区别。至于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更是公开保持着传统唯心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因为如此,这些哲学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哲学家的激烈批判。其实,即使在西方哲学家中,对它们的批判也多于肯定。单从某一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理论看,其中应当批判和否定之处较之值得肯定之处往往更为明显。然而我们毕竟应当看到,他们大都企图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二元论、实体本体论、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倾向做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其中有的揭露和批判在某些方面触及到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要害;即使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如果加以具体分析,也可发觉与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有很大不同。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外在世界本身是由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构成的。他们的唯心主义更多地是企图摆脱绝对主义和机械论的不恰当的方式,主要只有方法论意义,较少有本体论意义。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哲学流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其思辨形而上学、绝对理性主义、实体本体论的客观趋势。

第二,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怎样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同时代西方哲学家从事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这本身就蕴含着要建立一种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他们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维方式?双方的关系又怎样?关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我国哲学界较流行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由此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提法可援引许多权威论述作为理论根据,长期以来一直被普遍认可。然而近年来一些哲学家觉得这个本来正确的提法遭到过教条主义的长期扭曲,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容易因误解而偏离马克思的原意,因而主张用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中的一些著名论断作为根据而改用实践唯物主义等其他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为此一直在进行争论。这些争论对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如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那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并无实质性区别。因为二者都在肯定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而这一点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一切近代哲学的根本之点。

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般观点,在马克思以前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等哲学家早已明确提出过了。一般地谈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恐怕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品格使他们得以把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统一起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把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提到了哲学的首位,他们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他们由此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那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也超越了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那种只是抽象地谈论人的能动性的思辨性辩证法。如果不是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按照唯心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的方式来解释人的实践,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都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蕴含着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趋向。孔德等人之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不与人发生关系(也就是不为人所经验到,即不处于人的经验中)的自在的世界不是人的现实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对人也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哲学研究应以人的经验世界为对象。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当然可能导致不可知论甚至唯心主义,同时也可意味着哲学应当面向人化的世界,在这点上他们与马克思对人化世界的强调显然有共同之处。尼采等人鼓吹的唯意志论当然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们不像近代唯心主义者那样把意志当作精神实体,而把它当作一种趋向,当作不断向前推进的活动、力量。他们认为这种趋向、活动、力量就是现实的人的生活。换言之,他们以某种片面、甚至歪曲的形式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基础。如果说19世纪中下期的西方哲学家在表达这种关于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上还相当含糊、隐晦的话,20世纪以来的许多哲学家(例如,杜威、怀特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就说得清楚多了。我们当然不能说19世纪中下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家都赞成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基本观点,但如果我们对众多的流派和思潮的理论加以比较分析,不难发觉多数派别和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或隐或显地朝向这个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形形色色,同一流派的不同哲学家也各有特色。在对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提法,例如,历史的转向、生命和价值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语言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等等。它们之间当然有很大差别,但在拒斥抽象地谈论自在的物质或精神世界、而强调对人化世界的关注以及以某种间接或隐晦的形式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作用上,它们之间又有较多共性,在这一点上也正表现出它们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哲学、即现代哲学的共性。

如果上面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内容,也是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根本内容。这当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和社会基础上的原则区别,而只是说明二者同作为现代哲学都必然以某种方式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因而二者必然存在共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现代哲学根本特征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做了最科学、最深刻和最全面的阐释,较之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西方哲学流派对这方面观点的论述形形色色,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谬误,在一系列问题上相互攻讦。然而这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正因为它们的理论形形色色,存在的问题众多,提出的见解五花八门,这使它们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的见解丰富多彩。就以20世纪以来它们所提出的各种转向来说,虽然从总体上说并无充足的理由,但毕竟对有关具体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关于语言的转向、生存论转向等论述中就存在着很有价值的思想和材料,而这些可能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原来较为薄弱的环节。善于借鉴他们的这些积极方面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很有意义。

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还必须与对作为它们的社会基础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的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是适应着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需要而提出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称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10]但是,这种推翻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产生许多新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紧密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发展,研究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更加具有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在对待同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哲学的态度上也应采取更为求实的态度,看到它们所发生的各种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因而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这点我们在上面有关地方已经提到。在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时,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又要善于从在不同方面体现当代社会发展成就的各派西方哲学中吸取一切可能存在的有益的营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丰富和具体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做比较研究,从哲学理论本身来说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除了将二者作整体上的比较研究外,还可以而且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具体理论、概念同西方哲学中的类似的理论、概念做比较研究,将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某种批判同西方哲学家的类似批判做比较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特定的西方哲学流派(例如,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等)以及特定的哲学家(例如,尼采、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的理论做个案比较研究。这类个案比较研究以对特定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或者特定的哲学概念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具体的文本研究)为基础,涉及的内容较为具体和丰富,应当成为其他一切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比较研究涉及极为广阔的领域,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密切相关。只有很好地克服以往长期存在的对这两种哲学理解上的种种偏向和失误,对它们重新加以研究,达到对它们的实际所是有准确和深入的把握,才能在此基础上深入、准确地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不能只是依靠单个个人或少数人的努力,而必须有集体的协力,分工合作。有的哲学家当然可以做更多的比较研究工作,但应有更多的哲学家去专心致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现代西方哲学的个案研究。后者的工作不仅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是进行求实的比较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学习和借鉴其他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上的成果,个人的比较研究必将空洞化、抽象化,难有具体和切实的成果。

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虽已有相当普遍的共识,一些专家已在这方面展开具体工作,但原有基础毕竟薄弱,无论从整体研究说还是个案研究说,都还只是开始。究竟如何进行更为适当,还需要学界进一步讨论,待研究的问题更多。例如,单就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做比较研究来说,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根本意义,二者出现的原因,二者的基本理论倾向和发展方向以及二者如何各从各自的特定立场出发体现一种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等问题都是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

[1] [英]梅尔茨:《19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66—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原则上是一致的,在多数情况下可同义使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了马克思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他们之中有的人正确阐释、甚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但也有背离马克思的哲学的情况。因此应当根据上下文具体看待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9—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同上书,4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42—7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79—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