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关于马克思批判—实践哲学的一个反思

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所阐释的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架构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这一张力结构为我们考察和反思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解读黑格尔哲学和现代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态度和思想方式，为我们考察和反思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在东方世界的运用和发展史，从而为我们重构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理性、自由与法治的实践哲学，提供了富有巨大生命力的解释框架。

1.成就与问题：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历史命运的一个考察

马克思历史理论诞生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过程中，是人类哲学思想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东方世界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问题在于，后人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合理地解读和理解这一历史性的思想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已经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有必要从新的时代要求出发，对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哲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批判维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从批判与对话的双重维度作出哲学反思。

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所以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在于它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阶级本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穿现代国民经济学关于资本永恒的神话，宣示了它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命运。

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基于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及其历史后果，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中，论证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道路。在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中，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经由列宁的创造性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诞生了、创制了具有苏俄特点的伟大的列宁主义，并由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从而在苏俄辽阔的大地上破天荒般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批判、抗衡和变革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十月革命是落后民族打破几百年来资本统治之漫漫长夜的一次辉煌壮丽的日出，它预示着人类摆脱资本掠夺的殖民体系、开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希望和道路。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而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开启了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大规模地重塑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面最辉煌的旗帜。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创造性的运用，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主体、道路、前途、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的基本理论，从而诞生了指导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在史无前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和硝烟弥漫中，在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激流和巨大浪潮中，资本扩张、统治、覆盖世界的庞大体系迅速走向崩盘和瓦解，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主体的落后民族在抗拒资本主义压迫和掠夺的斗争中，赢得了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空前未有的民族解放，走上了以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土地还是人口上都占据了整个世界的相当大的比例，并一度共同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但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包涵着、存在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张力结构。马克思在历史地肯定资本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中所展示、所表达的历史观点，以及马克思在批判资本逻辑、在考察和解析东方世界的过程中所表达的自由理想，由于苏俄、中国等一系列国家所处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语境，而被退隐和遮蔽在由于社会革命所必然要求的抗拒、批判、否定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革命逻辑中，由此带来、导致的一个理论上的结果，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脱离开与历史观点所共同构成的内在张力结构，从而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主导地位，与此相应的一个实践上的结果，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普遍化。

旧世界的社会结构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中被摧毁、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以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重大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的时代课题，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以社会批判的理论面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向建设的、开放的和对话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从批判的革命的维度到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维度的转变。共产党人作为执政党所需要的哲学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更应当是建设的哲学。[2]

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重建新型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障人的自由，并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更没有提供一套易于实践操作的政治技术方案，而建构和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民主的政治—法律体制又是一项不容回避、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治的阶级本质，但社会主义是否需要法治以及如何重建社会主义法治，它与资产阶级法治的理念与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马克思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可用的具体答案。马克思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根本上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此相应的商品—市场经济，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法治的形式的普遍性与实质的特殊性即阶级性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冲突，但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又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是当代世界所有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调节的基本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有效运行的内在法则，法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又恰恰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所内在要求的秩序形态。从现实的历史进程来说，社会主义首先在市场、民主、法治方面都极其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参与由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如何遵循并参与修订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之内。因此市场、资本、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等等[3]，都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社会主义应当以包容、开放、理性的心态和胸襟，确立批判与对话的双重维度和思想方式，从而把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因素批判性地借鉴、汲取并以扬弃的形式建构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之中。

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深入反思过去那种把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推向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境地的独断化、教条化的偏执、封闭与僵化的思想方式，并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的矛盾悖论中，探索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统一的理论路径和实践路径，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打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开放和理性对话的桥梁和道路，才能保持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生命活力与容纳百川的开放情怀的内在统一，为建立市场、自由、法治、公正、开放的社会主义作出开拓性、创造性的努力。

通过世界社会主义史的反思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等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理念、体制、政策和方式，国家控制了社会，国家与社会混为一体，政府通过高度集中的全面的计划管理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市场力量始终没有得到培育和发挥，社会、企业、个人始终生活在政府的襁褓中，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自主的企业家队伍始终没有成长起来……由此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历史后果，就是没有从国家与社会之内在张力的辩证统一中，为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提供解放的源泉、生机与活力。苏联、东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出现了长久的停滞现象，创造财富的潜能、源泉不可能充分自由涌流，社会的各个领域普遍失去了前进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二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矛盾也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失去良性互动，而潜伏了日益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并在全面激化中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巨大历史—政治悲剧。因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逻辑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特定形式和表现形态。[4]

2.市场、法治与自由：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重大变革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涵、所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张力结构，特别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主义观点，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的最富生命力的一个解释框架。市场—法治逻辑的确立成为我们这一伟大变革时代的最重大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所有制变革、公有产权与私人产权一同入宪、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一系列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都是在扬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的绝对主导地位的变革语境中，在面向世界的全面的开放过程中逐步地实现和完成的。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当代中国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重大事件。以邓小平结束阶级斗争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为标志，开始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走向合理解决和重新建构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开启了我们逐渐终结把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推向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道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伟大实践，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全新的时代。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治国理念。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以日渐宽容、健康、理性、成熟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正在把现代世界普遍认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范（WTO的规则和惯例）和法治的社会政治理念（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财产权保护、《国际人权公约》等），作为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发展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基本理念和发展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就成为一个既具有自觉的现代批判意识、又具有巨大包容性和人文精神、并不断得到革新的开放的社会形态。

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俄罗斯、东欧等，尽管它们发生社会变革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存在着重大区别，社会变革的政策、方式和道路亦迥然有异，但国家全面、绝对控制社会的时代都已经成为过去。就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而言，它们都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也随之全面更新。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和越南继续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并在这一前提下建构国家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张力结构；而解体后的苏联和东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在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框架内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论如何，冷战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再像昔日那样处于一种抽象对立、互相敌对的“冷战”状态[5]，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等，都已经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坚持的基本的治理原则和价值取向。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分歧甚至深刻对立，但除了某种极端情况（如朝鲜）之外，市场、民主、法治、人权等，已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治国理念。

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迁和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大转换。中国哲学界思想界在这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必将愈来愈变得开放、宽容、理性。无论对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历史理论还是它们相互关系的研究，昔日“**”式的那种封闭、教条、排外的独断论的僵化的思想方式和理论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过去，各种观点、思想和学术都能够在宪法、法律秩序和“双百”方针的环境和框架下，在理性、自由和平等对话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价值和空间。中国学人已经逐渐走出极端的、无边界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上那种排斥异己的、杀气腾腾的唯我主义，而能够以足够宽容、理知、谦逊的包容心态和开放胸襟，审视和汲取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成果，批判与建构、平等与对话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精神将逐渐得以确立。随着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之变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发展，21世纪中国的思想界将越来越成为一个繁荣、开放和自由的时代。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文化基因、理念基础和体制机制，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方式，必将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塑造出既继承中国文明精华、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潮流、融会人类文明优长的崭新的制度形态和文明形态。

[1]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问题，我将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诸章和“余论”中专门进行阐述。

[2] 李泽厚先生曾不只一次地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批判的革命的哲学，而且是建设的哲学的重要论断。这大概是国内哲学界最早提出这一重要观点的学者吧。但如何阐明马克思哲学中存在着、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所引起、所带来的革命与建设的内在紧张，以及如何从哲学上、理论上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逻辑转换，却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并需要给予系统解释的重要哲学课题。

[3] 马克思在市场、资本、法治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的诞生和殖民扩张“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和“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又基于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深刻的内在紧张，得出敲响资本丧钟、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否定性论断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是我们考察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秘密和历史影响需要高度注意和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角度。

[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黑格尔的基本的哲学前提导致以马克思主义为顶峰的革命性的社会批判的发展，协调制度的必要性最终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基石，虽然这不一定是黑格尔本人的影响所致。尽管现代国家明显地不同于黑格尔主张的国家，但政党和其他的利益聚合机构的作用使得现代国家更接近于黑格尔所提倡的国家，而更远离卢梭那种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未分化的和无协调的民主。”（《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黑体为引者加）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历史理念在现代世界已成为现实。如果从建设的、开放的哲学维度出发来看待问题，我们不是可以从康德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现代哲学的基本理念中得到某种借鉴某种启示么？

[5] 邓小平对尼克松说过的话是意味深长的：“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黑体为引者加）从拙作的解释框架来说，邓小平这段著名话语所展示的，是在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这一前提下，为历史观点的出场和解放开出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把国家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分歧，从开放的世界格局中看待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关系，从而为发展中国、为中国走向强大开辟了一条置身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广阔道路。我以为，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所开启的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阶梯上，迈出了重大和关键的一步，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远大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