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践批判：阶级对立、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作为实践批判，即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依然体现着两个世界的巨大而深刻的内在张力，但与现代哲学、特别是与黑格尔关于理性与自由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理念根本不同，马克思依据其物质生产实践的哲学逻辑、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围绕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一主线，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内在紧张出发，对理性与自由的现代原则作了实践的、历史的根本性批判，从而表现了自己的独特立场和鲜明特征。

1.实践批判：现实世界的根本性变革与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理论

为黑格尔所深情关注并坚信不移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与自由的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客观化实践化的历史行程中，却并非像黑格尔哲学所展示的那样乐观，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不仅没有走向全面和解，反而越来越凸显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和严重对立。实际上，自从资本原始积累以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全面确立，资本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和资产阶级自由的阶级局限性得到充分暴露，作为现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理念的理性与自由的理论理念和基本原则，在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显露出一系列重大弊端，西方的无产阶级和非西方殖民地的劳苦大众在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相互转化、在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中遭受了难以形容的苦难与悲剧。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苦难并非没有意识，但他基于观察世界历史的特定的阶级立场和理性的历史尺度，决定了他必然把伦理原则、道德尺度和人道主义轻轻地撇在一旁，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巨大悲剧面前，黑格尔所秉持、所展现的是：历史优先于伦理、历史压倒人道的冷静而又残酷的历史理性主义。

（1）历史与伦理相互关系的重大变革：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自觉而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人道情怀，并逐渐地成长为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既继承前人，同时又超越、扬弃前人并与它们严格区别开来的崭新的划时代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思想史上实现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马克思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原则出发，把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体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替代、变革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替代、变革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1]马克思着眼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超越的历史远景，高举着鲜明而彻底的人道主义[2]、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和劳动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揭露了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批判了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的不合理性质，阐明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变革资本主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哲学作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是彻底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马克思断然拒绝黑格尔一再津津乐道、并自觉加以阐释的理念与现实在现代世界已经调和的哲学神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的实证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出了与包括黑格尔历史理念在内的整个现代哲学截然不同的历史辩证法的结论，和解、调和的理念哲学被历史地变革为否定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实践哲学。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存在与理性所断言的现实是矛盾的。……无产阶级的命运不是人类潜在的实现，而是相反。如果财产构成了一个自由的人的第一个天赋的话，无产阶级则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不拥有任何财产。”[3]“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性社会失去意义，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意义。……理性、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变成了虚伪、不公正和奴役的现实。”[4]“无产阶级的存在，生动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理并没有实现。历史和社会现实本身因此‘否定’了哲学。社会批判依靠哲学理论是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社会批判成了社会历史实践的使命”[5]。马尔库塞的论述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无论在出发点、论证过程还是在落脚点上，都存在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分歧，这些分歧来源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批判的革命的实践诉求，来源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意识，来源于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和历史远景来扬弃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和坚定的历史信念。

这里需要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的考察，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关于资本的形成史（时间维度）的考察，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资本（动产）作为“现代之子”的诞生，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地产）所具有的巨大进步意义；二是关于资本“越出国界”、进行殖民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空间维度）的考察，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超越地方性发展、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而开拓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历史变革功能；三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由此得出敲响资本丧钟和劳动解放的批判的否定性的结论。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中所形成的资本概念或资本问题的三个维度，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有机地组合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间的相互支撑的内在张力结构，并由此规定了、成就了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全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青春和生机、魅力和秘密。[6]

（2）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独特形态：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与对未来社会的展望

马克思批判地扬弃了基督教关于未来天国的神学理想和资产阶级孜孜追求的理性的自由乐园，历史性地设想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基础之上的、真正结束了人类史前史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资本诞生和扩张史的论述中历史地肯定和评价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就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总体布局和基本特征而言，马克思对资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依然是根本性的，他从根本上批判、否定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政治法律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由此设想、勾画和展望了一个与它根本不同的、开辟了真正的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核心原则和基本特征，在于它彻底否定了现代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关于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价值理念，而倡导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上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在思想文化上同与私有制相关联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根本原则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马尔库塞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中，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到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就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一个总体的谴责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7]。

黑格尔两个世界之内在张力的历史结果表现为理念与现实的和解，而马克思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历史结果，则表现为消灭、扬弃和超越现代世界的内在矛盾，并由此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黑格尔的自由理念落脚、实现在当下的社会制度（国家）中，马克思的自由理想则必须消灭当下的社会制度（国家）而诉诸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2.两个世界的根本变革：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及其扬弃

马克思历史理论彻底地革新和转换了自柏拉图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两个世界的历史理念和理论内涵。康德黑格尔从总体上肯定了贯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而马克思则根本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原则。但是，不管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及其远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理念王国的描绘多么不同，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仍然存在着理想世界与现存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两个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在紧张的精神传统，仍然顽强地、但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

（1）两个世界的独特形态：马克思实践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

我们以张一兵先生的观点为例，描述马克思在实践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中所展示的两个世界之内在张力的独特形态。

张一兵先生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马克思关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之具体形态及其演变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案例。张一兵先生历史地梳理和展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认为“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理论目的都是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第一个时期，马克思以人的社会类本质——理想化的自主性劳动活动为价值悬设，即人类存在应有的本真状态，以此认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的非人性，即人的劳动类本质、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非常性的异化与颠倒，并提出要扬弃劳动异化，消灭私有制，复归于人的本质之共产主义理想生存状态。这里的逻辑公式是：S应该是P。这是传统人学中‘应该’与‘是’之间的矛盾之延续，其逻辑批判的内在动因是先验的‘应有’与‘现有’的伦理性对立。第二个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合理性，并科学地指认人类社会解放的客观可能性只能出现于大工业发展的最高点上。这里的逻辑公式是：S现实地可能是P。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辩证法中的‘能有’与‘现有’之间的客观矛盾分析。第三个时期，马克思完全以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事实为尺度，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研究与批判性考察，科学地说明了整个人类社会、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人类世界历史全面解放的现实趋向。这里的逻辑公式是：过去的S1发展为今天的S2，并正在走向S3……Sn。这就是真实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先有’、‘现有’与‘后有’的历史矛盾分析。”[8]

张一兵先生在这里以特有的透视视角和话语逻辑，表达了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中所包涵的“应有”与“现有”、“能有”与“现有”、“先有”“现有”与“后有”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张力。尽管这里所揭示的是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话语结构和理论表达形态，但从“应有”、“能有”、“先有”、“后有”与“现有”（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那种巨大的内在矛盾，以及历史性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中，我们仍然可以用“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人类的彻底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或解释范式加以概括和表征。

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涵着的多重的内在张力，我们将在第5—8章和“余论”中加以具体展开和详细阐释。

（2）“和解”神话的批判与揭露：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

问题的重大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历史理念是以完全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同时也完全不同于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方式得到表达的：马克思以诉诸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理念）世界的原则，来反思、审察、批判并根本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9]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中，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比在以往任何哲学和历史理论中的表现都要强烈的多。[10]

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即他的历史理论，与康德黑格尔历史理念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11]康德黑格尔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系统而深刻地阐释和发挥了现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理念，并且自觉地以基于这种历史理念的理性自由的原则来塑造现存世界，这种哲学自觉在康德关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高使命、在黑格尔关于“用理念建筑现实”的历史—政治理念中得到了自觉而系统地表达。马克思则在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设想了一个与之根本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康德黑格尔力求将理性自由的原则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化实践化过程之中，马克思的批判原则及其理想范式则在批判现代世界的基础上诉诸共产主义的未来世界；康德黑格尔以资本主义的普遍法治、现代理性国家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马克思则从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出发，暴露了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和虚幻现实；康德强调理性的普遍法治，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自由的实现和根本保障，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最高成就，把国家作为地上的神物加以顶礼膜拜，马克思则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彻底批判和根本否定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论证了彻底打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深刻的历史必然；康德黑格尔始终对理性自由的理念深信不疑，始终高举着现代资产阶级理性自由的旗帜，而成熟后的马克思则全面批判了现代以来在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理念和意识形态中不断凸现的理性观念，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和平等给予了无情嘲弄和根本性否定；康德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的深刻根基或主导力量是自然意图和世界精神，把伟大人物看作是世界精神的代言人，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的最深刻的基础看作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把无产阶级看作变革现存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从根本上批判、震撼了以往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基础。

马克思历史理论基于实践批判的基本观念，即作为社会批判理论与行动—实践哲学，对理性、自由、普遍法治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彻底的实践批判和历史论证：理性不再是资本赢得利润进行无限扩张的精神工具，自由也超越了资产阶级阶级自由的阶级内涵，而被变革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法律的普遍性实践形态的普遍法治与现代国家，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火眼金睛面前，也由于其狭隘的阶级性质而被扬弃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革命中，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将得到根本变革。因此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性、自由、普遍法治与现代国家的实践批判，就成为马克思哲学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精神旗帜。

因此，真正的自由理想依然是马克思批判现实的根本法则和高远追求，是马克思整个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马克思严厉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关于“理念与现实已经调和”的历史理念，尽管马克思哲学具有不同于以往所有哲学的阶级性格和根本特征，但两个世界的基本理念与内在张力仍然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和实践批判之中：以自由个性的确立为核心内容、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存秩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矛盾、对立和冲突，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扬弃和超越这一紧张、矛盾、对立和冲突的现实的合理道路。

[1]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实现了对他的全部思想有重大意义的两个发现：货币与无产阶级。货币的发现使马克思意识到现代人的自我分裂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在于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而无产阶级的发现，则使马克思找到了存在于市民社会并超越市民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劳动阶级这一批判的、革命的现实物质力量。

[2] 马克思彻底的人道主义与现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为剖析视角，严厉而彻底地批判和揭露了覆盖所有阶级的、漠视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的普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以解剖、批判和扬弃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前提和基础的、以雇佣劳动的解放为目标的、实现无产阶级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人道主义。因此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只不过是彻底揭露了普遍的人道主义旗帜下的非人道主义的阶级实质，但并没有因此遮蔽和否定以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为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的真正彻底的人道主义。

[3]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黑体为引者加。

[4]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226页。黑体为引者加。

[5]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黑体为引者加。

[6] 关于资本概念的第三个维度，即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经济学批判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无论是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所占的篇幅和比例中，还是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理解史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总体图景中，都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压倒一切的地位。而马克思考察资本的前两个维度，即资本的形成史（时间）和扩张史（空间）的维度，作为马克思历史地、客观地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却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在传统社会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语境中，被遮蔽、淹没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之中。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含的、原本就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张力被割裂为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这是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阐释史中需要再探讨和再反思的重大问题之一。

[7]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4页。黑体为引者加。

[8]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黑体为引者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已经显示了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现代人道主义的不同涵义与发展方向，马克思此时已经发现了无产阶级，已经在雏形形态上开始进行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对立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逻辑已经初步确立，这是马克思把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内在地贯通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马克思由此开启了一条不同于以漠视阶级差别、阶级对立为特征的虚幻（假）的普遍的人道主义，走上了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为透视和解剖视角，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劳动解放为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真正彻底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的道路。

[9] 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是遭到波普尔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波普尔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批评者，对马克思也曾说了不少赞扬的话。例如他曾经认为：“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有着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愿望；他充分意识到，需要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言词中证实自身。尽管马克思的主要才能是在理论方面，但是为铸造他认为是科学的战斗武器，以改进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付出了巨大辛劳。”（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41页）波普尔之所以攻击马克思，是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同上书，第142页）波普尔似乎不明白，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恰恰是建立在对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本性的非合理性、非人道性而得出的真正彻底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结论。而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含着的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之于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的真正实现）的巨大意义，也远在波普尔的视野之外。

[10] 如果说，作为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最终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调和、和解，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则表现为矛盾、对立和冲突。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运用，是造成这一重大区别的基本原因之一。

[11] 有意思的是，尽管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理性，仍然经常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李泽厚先生就认为：“‘理性’是现代和后现代的重要题目，或肯定之，或否定之。如果说，从中世纪脱身出来至19世纪的Kant、Hegel、Comte、Marx等人，使作为思想主流的理性主义达到顶峰；那么，以Nietzsche为代表，Freud、Heidegger等人的反理性主义也在20世纪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中达到顶峰。”“显然，‘理性’问题与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在哲学上，从Descaretes到Kant，由理性开道的启蒙将主客二分、普遍必然、价值中立、客观真理树为认识论的基本准则；在伦理学，天赋人权、独立个体、社会契约，也成为似乎无须证明的先验准则。所谓具有普遍必然的理性高踞万物之上，甚至超过人（类）本身，如Kant的先验理性，Hegel的绝对精神。这一直可以算到Marx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31页。黑体为引者加）就连对马克思持批判态度的波普尔也认为：“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上，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黑体为引者加）“马克思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赞同苏格拉底、康德，把理性作为人类统一的基础加以信仰。”不过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理性主义远不彻底，因为他在说了上面的话后笔锋立即发生了逆转：“但是，他认为我们的观点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这加速了这一信仰的衰落。如同黑格尔的理论认为我们的观念取决于国家利益和传统一样，马克思的理论破坏了理性主义者对理性的信仰。因此，由于受到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威胁，理性主义者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态度在历史主义预言和神谕的非理性主义正面进攻之下，就难以招架了。”（同上书，第341页。黑体为引者加）聪明的波普尔认识到，马克思的理性主义之所以“不彻底”的原因是阶级观点所致。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彻底解构现代资产阶级的虚幻（假）的因而是非彻底的普遍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