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唤醒”与“革命”：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1]

马克思于19世纪50—60年代曾给予中国问题以特别关注，写下了十数篇关于中国的论文和时评。[2]我以为，这些评论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中享有独特地位，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关注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深入考察近现代[3]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把它置放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性背景中，探索和揭示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轨迹和变革逻辑，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也是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

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考察近现代中国变革之谜的解释框架

发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始终包含着剧烈冲突的历史过程和双重画面：一方面是西方世界踏遍全球掳掠财富的凯歌行进，一方面是非西方民族血雨腥风惨遭**的悲剧历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非西方、特别是东方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包含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透视、分析和揭示。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悲惨命运寄予巨大同情，一方面又阐明了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对开辟世界历史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基本意义。

近代中国的变革发生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与伦理之悲剧性冲突的时代背景中。鸦片战争标志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是满清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的自觉选择，而是西方列强的政治威逼和坚船利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孤立于现代工业文明和世界市场的潮流之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积弱和被动挨打。[4]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刻变革过程，解构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的惨烈冲突，促成了“东方秩序的危机。”[5]“东方秩序的危机”发生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变革浪潮和血雨腥风中。它根源于东、西方之间一为传统农耕文明、一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历史差距，根源于西方世界的商品输出、资本逻辑和军事扩张所发生的两者间势力均衡的打破，根源于东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严重落后。

马克思站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高度，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分野和历史距离出发，把有着悠久历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鉴定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基础不动”的一块“活的化石”[6]，恩格斯也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7]加以看待和评价。从感情（伦理）上讲，我们难于接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这种理性论断和冷静评价，但它却深刻且有力地提供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命运和苦难经历的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框架：民族历史是否进入以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现代世界文明之林的基本标志。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和人口众多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变革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在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考察、研究和阐述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我们解读和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高度关注的典型个案之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和哲学范式，把中国置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波澜壮阔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个案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揭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变革之谜。

检视和比较一下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中国观耐人寻味。拙作第三章已设专节详细讨论过黑格尔论中国社会的基本观点，但基于与马克思比较的需要，我们在这里依然有必要再对黑格尔的论点作简要概括，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个案研究的一个参照系。尽管在解释世界历史的原始基点和根本原则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与黑格尔的精神自由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但在关于东方社会的性质、关于中国与印度乃为“停滞社会”或“没有历史”这一基本判断上，两者的基本观点却依然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黑格尔把中国列为东方世界的首要环节，认为世界“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8]。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实在是最古的国家；它的原则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9]黑格尔从世界历史是自由精神的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0]。而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黑格尔看来就在于，在中国，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浑然不分的统一已经全然消弥了两者间的对峙，使得实体不能实现自身反省和取得主观性。那种以伦理性出现的实体性东西，不是作为主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是成了元首的暴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目光深邃的黑格尔在这里又以带有瞻望的语气说道：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的中国和同印度，只能是“预期地、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1]。因此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解释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存在着重大区别，但在关于东方世界、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诊断上，两者的判断和结论却如此地惊人一致，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如何阐明？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合理解释的一个思想史现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工商文明与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

马克思为什么对中国的历史地位评价不高？这源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停留在传统农耕时代。这是马克思透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点，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存在重大区别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而中国与欧洲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决定和影响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0篇评论[12]，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角度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关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文字虽然并不系统，散见在不同时期的论文和评论中，也没有作更多的细致的展开和分析，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的观点前后是基本一致的，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1853年5月31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谈到英国的棉织品和毛纺品向中国输入所引起的后果，认为这种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13]五年多后，即在1858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1842年英国通过大炮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从商务观点来看，其结果是不成功的。……企图用武力为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遭到失败”[14]。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15]。在此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英国政界和学界关于这一现象所作的并不成功的三种解释：一是威尔逊先生的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的商品所充斥而没有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二是《经济学家》的外国竞争引起了输入的停滞和减少；三是因为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但与所有上述的观点不同，已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寻求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6]在过了一年又两个月后，即1859年11月的《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又三次谈到了这一根本性原因：（1）“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7]（2）“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18]（3）“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19]除了明确谈到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原因外，马克思还敏锐地从需要和传统的角度，说明英国产品不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顺利贸易的原因：“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20]尽管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必然趋势，但马克思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即英国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遭遇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内部结构和历史惯性等原因，总会发生后者对前者的抵触和抗拒，因此现代工商文明摧毁和战胜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用大量数据说明和论证了这一复杂的问题和现象。

虽然是写给报纸的评论，但马克思依然基于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社会经济结构出发，特别注重引用大量的贸易数据，作为考察、论证和阐明英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也充分展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师的严谨和风度。

3.历史与伦理的冲突：“自私自利原则”与“道义原则”的对抗

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表述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对立和冲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始终包涵着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巨大的内在张力。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分析和批判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始终保持着两个维度的内在紧张：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现代世界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21]的必然趋势，即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对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列强的海盗式极端不义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行为，作了无情、深刻而又鲜明的道德揭露和伦理批判。[22]

在写于1858年8月31日—9月3日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晚清帝国与殖民主义鸦片贸易之间斗争的历史：“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23]在作了上述历史状况的考察后，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刻画了这场战争冲突的性质：“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4]尽管晚清帝国禁止鸦片贸易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但结果都丝毫都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25]在历史（现代工商文明与资本的贪婪）与伦理（宗法制度及其道德）的惨烈的悲剧性冲突中，处于宗法制度之历史状态中的晚清帝国的“道义抵制”终究是徒劳的，它被强行威逼、纳入进充满着罪恶的现代世界，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屈辱地、悲剧性地走进了世界历史的滔滔巨流中。

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同样清晰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巨大冲突。恩格斯在比较波斯人和中国人在抵抗英国人侵略上的不同特点时，谈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并形容正在同欧洲、同英国人做斗争的中国，还是“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因此中国的社会制度正处于“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的状态”。[26]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揭露了英国人的道貌岸然，严厉谴责了文明贩子杀人强奸的种种暴行，认为中国人的抵抗是“‘保卫社稷家园’的战争”，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27]。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报刊对中国人所谓“可怕暴行”指责的同时，又客观地、历史地评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行动：“虽然……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28]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但他依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客观上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后果：英国人“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29]。“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0]恩格斯一方面从道义上严厉地批判了侵略者的罪行，强调中国人民捍卫社稷家园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冷静地指出了这场强加给中国人的战争所具有的客观历史后果，从而凸显了历史与伦理的冲突和悖论。这里也应当指出，像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始终内涵着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未来指向一样，恩格斯也基于西方和东方的相互关系、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观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充满了乐观的展望。

4.“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英国的“极端不义的战争”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内在张力，并不是一个永远或始终均衡的张力结构和存在状态，两个要素在针对不同问题的不同语境中，会有或轻或重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考察、剖析和评论了英国侵略中国的种种残酷行为，把它批判和揭露为“极端不义的战争”[31]，对中国人表达了深刻同情，凸显了特别鲜明的道义批判的伦理主义。[32]

马克思一方面清醒冷静地站在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考察各个民族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一方面又用极其感性、生动而鲜明的语言，描述、分析和批判了中国如何被英国殖民扩张的大炮强行威逼、拖入世界历史的残酷画面：“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33]“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4]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通过中国与不同列强贸易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鲜明而又巧妙地指明了中国人恐惧和抗拒海上贸易的心理状态：“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35]而俄国同中华帝国之所以存在着这种极为奇特的关系，是因为俄国人“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36]。马克思在这里对传统中国人之所以恐惧开放而闭关锁国的原因，是通过中国同不同国家进行贸易关系的对比这一特定视角来加以观察、研究和阐明的，虽然文字不多，却入木三分、一针见血，足见其大思想家的洞察力是多么敏锐而又深刻。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一方面，资产阶级（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历史的面貌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作为非西方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又是在“从属”的前提、背景和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1857年3月22日）一文中，马克思愤怒地揭露了英国在“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尖锐地揭发了英国人所谓“文明”背后的虚伪、欺骗和残忍的本性：“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37]马克思接下来一连用了四个“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来揭露英国人的一系列野蛮残忍却又装出一幅幅文明嘴脸的虚伪本质：“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38]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在观察和研究英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处理与中国人矛盾的过程中，马克思把英国人的粗暴、蛮横与中国人的谦和、文明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清晰地、鲜明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39]西方殖民列强的强盗逻辑和霸权行径的所谓“文明”，与中国人的和平与礼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经由马克思栩栩如生的神来之笔的形象刻画，多么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呵！

由此可见，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决不是在和平、平等的前提条件下，决不是在和风细雨、友好和睦的历史情景中开启、进行和完成的。它是在西方的强大与非西方积弱的巨大差距的历史背景中，在西方列强强力威逼、落后民族屈辱退守的腥风血雨中，拉开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沉重帷幕，并由此上演了惊心动魄、惨烈无比的一幕幕历史悲剧的。马克思以宏大的世界历史眼光、深刻的哲学经济学智慧、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描述，整理、透视、剖析了大量的活生生的证据材料，有理有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中历史与伦理之二律背反的巨大的悲剧性冲突。

5.“唤醒”与“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

关于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的分析和展望，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字中最具想象力和最具远见卓识的那些精彩论断中。

在1853年5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就已经强调，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君臣关系、父权关系所代表的家长制权威——在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和途径所推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地走向瓦解和崩溃的历史必然性后果：“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40]所以鸦片战争对中华民族最终所起的不是催眠作用，而是“唤醒”作用。时隔九年之后，即在写于1862年6、7月之交的《中国记事》一文中，尽管马克思正确地分析和诊断了太平天国革命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即太平天国革命依旧停留在传统农民革命的范畴中，但马克思仍然意识到这场革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41]恩格斯也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觉悟”和“斗争”中、从中华帝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中，预见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2]

写作《中国记事》（1862）时的马克思，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学研究，并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挺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时代制高点上，无论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还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性质，都保持着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在中国这一“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活的化石上”，正在“闹革命”。[43]马克思深刻地注意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旧有的落后性质，认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相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44]。“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45]马克思站在现代世界历史的高度，从其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出发，把中国社会看作停滞不动的“活的化石”，并从这一基点来审视、判断和评价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特征和历史地位，判定了它只能产生于停滞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仅仅具有破坏性而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性质。[46]

马克思基于社会革命的理想，对由于西方列强所引起的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变革怀着热烈而巨大的期望，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并由于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而创造“奇观”。[47]马克思恩格斯在《时评。1850年1—2月》一文中，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出发，高瞻远瞩地描绘出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下必将发生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未来景观。如同我们在前面的阐述中已经表明的那样，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距离，因此挺立在现代世界制高点上观察、审视和解析英国与中国相互关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清楚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相遇和对决，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后果：“英国人来了，夺得了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48]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发生在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即“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49]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

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由，平等，博爱]”[50]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31日所预言、所展望的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不是在尔后的某一个历史时刻、通过一次性的社会革命所实现和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使用的“唤醒”、“惊醒”、“曙光”、“革命”、“社会变革”，特别是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等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和用语中，包涵着极其深刻的理论涵义和意义深远的历史内容：它深刻表征着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和转变，是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转变、变革过程中所作的观念的和实践的回应。这一“唤醒”、“惊醒”、“曙光”、“革命”、“社会变革”过程，标识着中华民族在巨大的内忧外患和空前的奇耻大辱中，通过探索、革命和反抗而重塑历史、再获新生的过程。也就是说，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决不仅仅是西方列强之于中华民族的强力威逼、侵略、裹挟、**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中华民族从屈辱中悲壮奋起、迎接挑战、反抗侵略，从而进行深刻回应与重大变革的过程。

附记：中国何时进入市民社会？与韩立新先生的一个商榷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了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刻社会变革，同时也由此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深刻革命和重大转型。这是我不能同意韩立新先生作出中国自“1978年以后……进入市民社会”这一论断的基本原因。在《〈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一书的《后记·文本中的时代》中，韩立新谈到：“中国，作为一个亚细亚共同体的社会，同时又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东方古国，1978年以前一直没有经验过市民社会，但在1978年以后，却以独特的方式突然进入到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用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完成着西欧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哲学也面临着急速转型的命运。”[51]

韩立新先生的整个《〈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一书，都凸显了基于经典文本和研究文献的精深解读、材料论证和逻辑推论的惊人力量。但在《后记·文本中的时代》中的上述两个观点，即中国1978年以后进入市民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哲学转型问题，显然是一个缺乏历史研究与实证分析从而显得过于匆忙、过于仓促的哲学论断。撇开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上海、广州、天津等近代意义上的城市，从而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与工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这一基本历史现象不说，仅从近代中国思想史说，康有为、李鸿章等对于西方列强入侵所造成的东方秩序的危机均有极深的体验，强调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里由“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东方秩序的危机”，决不仅仅是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秩序的危机，它也同样包含着刚刚出现、虽然尚处在扭曲形态的近代市民社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论断，关于英国之于印度的破坏与重建、之于中国的唤醒与革命的一系列深刻论述和敏锐判断，关于英国以蒸汽机、铁路、机器、科学和自由贸易对印度与中国旧有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破坏与变革，从而“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世界历史观念，都在实际上包含着或阐明了中国与印度等走向近现代市民社会，即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与印度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刻的历史内涵。与此相应的是，韩立新所谈到的哲学的“急速转型的命运”，也决不是发生在1978年以后。近代中国哲学的深刻转型与革命性变革，与“东方秩序的危机”条件下的近代市民社会的扭曲般的诞生几乎是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至于韩立新在清华举行的多次小型会议上和私下谈话中所作的说明和论证之一，是劳动与所有权（生产资料）的分离，但这一分离决不是发生在1978年以后。这里当然需要近代中国经济变革史的实证材料的历史性论证作为讨论、争鸣的基础和前提。但近代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的城市和乡村的缓慢分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的产生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存在，当是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界以及日常生活世界的人们的一个普遍共识。韩立新的另一个解释和论证，就是1978年以前中国的人民公社。但人民公社的存在仅仅只有20年的时间，它的确是中国近代以来畸形的市民社会的一个中断，但这一中断尚不足以概括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即它不可能取代中国1956年之前已经产生和存在着（虽然尚不成熟且扭曲的）市民社会这一基本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形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