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法则与资本逻辑：现代世界的发展原则和动力机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确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刻基础，蕴涵着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因此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变革世界的内在原则和动力机制。

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本性，在于它一方面通过深刻有力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暴露了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批判了资本掠夺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和血腥本质；一方面又客观中肯地评价了资本扩张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量和深刻变革功能，特别是它在克服自然崇拜、克服地方性的发展、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从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哲学，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的内在灵魂和发展原则，是解开现代世界历史之谜的一个重大关键。[1]

1.世界历史开启的先决条件：简单的交换价值发展为发达的交换价值，货币共同体与雇佣劳动的诞生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的内在本性及其变革功能的论述中。但与此同时，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阅读、探索和理解，又可以有多种透视视角和解释路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研究、分析和阐释了世界历史在货币中得以孕育的土壤、因素和功能：“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2]“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3]“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4]“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5]世界历史的秘密存在于买和卖的分离，存在于交换分裂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的行为中，存在于交换价值，存在于货币中：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和货币的产生，必然导致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的解体和消失。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诞生，发生在家长制的、古代的、封建的状态消弥、没落、沦陷在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进程中。而作为货币和交换价值之发达形态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出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基本的历史前提。

因此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和货币发生史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和解读世界历史何以产生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秘密。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6]马克思在历史地考察了古代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罗马人尚未发展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后，接着阐明了发达的交换价值和货币与现代雇佣劳动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关系：“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7]“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8]“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报酬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产业劳动才是可能的。……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交换价值，就是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货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本身的直接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9]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在新大陆和新的地区探求和发现金矿，在革命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殖民活动立即兴起，像在温室里生长起来一样”[10]。

伴随着现代世界从个人到国家的普遍货币欲的形成，伴随着现代货币共同体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产生，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雇佣劳动的产生、普遍产业劳动的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深刻的历史变革进程共同地组合、创作了现代生产方式诞生的交响曲。这就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

马克思总结道：“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11]由此可见，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共同体的产生，是现代殖民活动即世界历史开启的先决条件、先行序曲。

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到发达的交换价值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转变，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革命性的变革过程。它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转折点。

2.货币转化为资本：自由工人与资本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货币转化为资本，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世界历史得以开辟、即世界历史时代到来的关键环节，它标志着一个意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时刻，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在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一问题上，尽管马克思更多地是从逻辑或理论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和论证，但他依然为我们透露和揭示了这一重大转变的历史情况和历史性意义。

自由工人的产生或出现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所以马克思特别重视自由工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最后，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12]

在谈到自由工人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后，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交换双方所具有的这种平等和自由完全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并由此阐明了它与古代、与中世纪的根本性区别：“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上面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13]马克思在这里之所以鲜明地标示出现代与古代、与中世纪在平等和自由上的根本区别，目的就在于阐明货币转化为资本所必须具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并由此强调了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根本性意义。

马克思通过考察价值与资本概念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来阐明现代资本的诞生：“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14]“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这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15]“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16]社会经济变革史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现代国民经济学两个方面的知识，经过马克思批判性的整理、融和和创造而完美结合在一起，成就了马克思那无与伦比的的深厚历史感和理论素养，并历史性地体现和表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伟大的著作中。

3.开启世界历史的又一先决条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的产生

马克思把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看作是资本的前提，因此流通和交换价值实际上成为资本运动的先决条件。“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并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货币不能超出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17]“货币是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规定的最初形式，因而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被混同为资本本身，或者被看作是资本的唯一适当形式。……所以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设定为交换价值的运动，是交换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18]

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讨论和研究流通、交换价值和资本的相互关系，而是为了把这种讨论和研究纳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对立运动中做先行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论证，并始终站在现代历史的高度来考察和界定货币向资本转化的世界性历史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资本概念的考察和研究中必然过渡到世界市场及其危机的深刻原因。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从价值直接过渡到资本，不懂得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质。马克思写道：“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19]

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产生，作为世界历史开启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在不同地方、不同语境中都作了大量论述，并显示了马克思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逻辑力量。马克思在论及从土地所有权到雇佣劳动的过渡这一问题时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过渡是不容争辩的。它已经包含在「现代」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的产物这一事实中。……凡是在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反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这种情况在现代农民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则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因而与此同时农业作为资本经营的农业转化为产业化农艺的地方，茅舍贫农、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无地农民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20]“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21]在雇佣劳动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的情况下，旧式的土地所有者转变为现代土地所有者不是为收入而是为利润进行生产，而“他取得收入的形式的改变，或者劳动者得到报酬的形式的改变，这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以（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全面改造为前提的；因而前提条件是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22]。“一般说来，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甚至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要以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的开始解体为前提。”[23]“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像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了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理论已由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付诸实践了。”[24]

马克思的这一系列论述表明，旧的土地所有权经济关系的瓦解和现代土地所有权经济关系的产生，雇佣劳动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为利润和交换价值而生产，一句话，只有伴随着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的产生，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历史的诞生才从可能变成现实。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清晰地在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中阐明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结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5]因此只有发生了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自由工人的出现，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货币转化为资本，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才有资本的诞生，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才能发展为总体，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由此所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26]才从可能变成现实。

资本开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历史条件由此得以确立。

4.创造剩余劳动和自由时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和文明因素

资本是马克思从事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强调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27]。马克思清醒而深刻地到意识到，把握现代资本的巨大历史功能是解析这一概念的重要维度。马克思由此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资本超越自身界限去创造剩余劳动的内在本性和现实功能，而创造剩余劳动又是与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形成，与自由时间的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经济过程。

创造剩余劳动一旦成为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象或经济关系，资本的历史作用、文明因素和历史合理性就会得以充分展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28]在这里，马克思是从资本创造剩余劳动的普遍需要，从与之相应的普遍勤劳、普遍财产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从为人的劳动获得彻底解放奠定历史基础[29]等“伟大的历史方面”的维度上，来审视和评价资本的历史使命的。这是马克思历史性地评价资本的历史观点的重要论断之一。

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剩余劳动的超越功能：“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30]“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3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32]资本持续不断地刺激和创造工人的需求，“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33]。

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剩余劳动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写道：“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在较原始的交换阶段上，人们交换的不过是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他们交换的尺度，因而交换也只涉及剩余产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是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34]因此“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35]。而“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36]。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观念始终是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展望的角度上加以论述和展开的。因此真正自由的时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在劳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劳动真正成为生活的需要而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时候，真正的自由劳动和自由时间才从可能变成现实。

5.克服自然崇拜、克服地方性的发展、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资本的强力殖民扩张和由此决定的普遍的世界交往所蕴涵着的超越一切限制的力量和品格，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推动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内在要求和普遍本性，即资本以地球为战场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商业战争，彻底摧毁了有着久远历史传统的农耕社会，强力催生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文明，成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推动力量。

（1）从自然到历史：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在研究和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的维度，从而能够在传统社会形式与现代社会形式的历史性对比中，来阐明和凸显现代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及其意义。在表达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革和重大变迁的过程中，马克思所使用的范畴、概念和话语是准确、鲜明和具有标志性的，展示了一个思想大师的深刻的哲学智慧、历史眼光和惊人的表达能力。请看马克思下面的文字，多么清晰而有力地标示和界定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重大的、根本性的区别：“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7]马克思接下来的文字，对我们这里认识、分析和阐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意义同样重大：“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8]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制高点上，对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大量深刻而生动的阐述，显示了深邃的历史眼光和丰厚的历史知识，展示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出发透视古代经济的无与伦比的研究方法、解析能力和表达艺术。让我们举例说明。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39]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0]。而一旦资本支配了地租，社会历史因素取代了自然联系，即资本一旦成为一种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因而它的关系同时也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41]，就开始具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条件、因素和力量而雄视世界、光照全球了，就开始踏上世界舞台而开辟世界历史，从而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与自然、历史与伦理之矛盾悖论、之悲剧性冲突的伟大变革征程了。

（2）资本越出国界：“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目的和使命，是在不断扩大流通的地点和范围、从国内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实现和完成的。资本与世界历史内在贯通的逻辑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