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维度：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一生呕心沥血，以资本与劳动为主线或轴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即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立和冲突，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宣示现存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合理，得出敲响资本丧钟的历史性结论，为个人劳动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奠立最深刻的理论根基。

因此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始终存在着两个深层的思想动机：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的维度与作为整体的阶级自由与人类解放的维度。这两个相互支撑、并行不悖的维度始终贯穿在马克思整个一生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之中。

1.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动机之一

马克思历史理论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但作为构成这一内在紧张之要素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始终均衡的地位和状态。如果说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大量精彩的展示，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极大地凸显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阶级观点则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主导地位，而肯定资本历史作用的文字则大大的压缩和收窄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表达为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内在紧张，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中阶级观点的绝对主导地位，则全面展示了马克思深情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伦理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过程、机制、秘密和本质，培育和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揭示资本丧钟之所以敲响的基本规律，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并最终赢得真正的个人自由，作全面、系统、历史、逻辑的科学论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伦理—人道主义，是通过系统严密的阶级观点的逻辑形式表达出来的。作为《资本论》中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深刻展现出来的伦理—人道主义，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运动的历史结果，展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真正彻底的普遍的人道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中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与私有制及其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特征，通过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劳动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的结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观点是青年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于资本占有他人雇佣劳动理论的最初表达形态。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具体的、详尽的展开，关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系统的、逻辑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通过他的辉煌巨著《资本论》来完成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3]。恩格斯作为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指明了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目的或深层心理动机：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资本与劳动的本质对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寻求劳动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历史根据和现实道路。正是由于这种最深刻的原因，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才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简要而又著名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段经典论述表明了，他为什么穷毕生精力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总体观念使他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正是以钢铁般的逻辑必然性和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作为典型的历史案例，确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总体历史的基本观念。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方法，无疑源自于和服务于上述的深层心理—思想动机。如果说，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理性方法论最终是服务于他心目中的现代自由原则，那么经过马克思批判、改造、扬弃后所创立的从抽象到具体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并没有失去其深刻的理性主义特征。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方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根基之上，目的在于确立和阐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5]“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6]“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7]这里引用的文字表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深刻动机和最终目的，就是为现代无产阶级提供自觉的阶级意识，就是服务于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伟业。

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深层思想动机。

2.“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与个人自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动机之二

马克思《资本论》通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充分展开所表达的关于阶级自由和彻底解放的伦理—人道主义，依然不是马克思这一创作的最终的落脚点，这个最终的落脚点是个体自由。

在马克思那里，现代世界的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决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只有消除这一对立才能重获建立在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基地上的个人自由。

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历史使命是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与必然，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和发财致富提供理性主义的经济学论证[9]，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则通过创制剩余价值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非合理性质，深刻揭露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以及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从而以根本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独特的理性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实现了政治经济学说史上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所据以旋转的理论轴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它作为总纲和灵魂贯穿着马克思这一宏篇巨制的全过程。正是剩余价值这一整个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都不能或没有勇气正视的核心问题，蕴涵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秘密。下面让我们循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逻辑思路，来简要地考察马克思如何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由这一对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资本论》第一卷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为主要任务。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基本原理，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揭示了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历史趋势。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财富的细胞即元素形式开始，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的本质，制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进展到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一“理解政治经济学枢纽”的分析上，阐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原因在于商品生产是在社会分工和私人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所决定的商品交换，表明了商品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及其本质，论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现象和本质。

马克思分析商品和货币的目的在于为剩余价值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两种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工资等问题，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核心理论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理论表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并通过劳动力使用价值与价值以及作为劳动力价值之表现形式的工资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强调，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的阶级本质和暂时的历史性格。

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质，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一方面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的区分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工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剥削的真正秘密。

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通过分析这两种资本在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中的完全不同的作用，以雄辩的逻辑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而只是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及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指明了在工资形式下所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人获得的不是全部劳动的报酬，而是他的劳动的一部分即必要劳动的报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本质的揭示，全面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向人们表明：资本家用以支付工人的可变资本是工人自己创造的；资本家的全部预付资本最终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特点在于：构成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而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不断地构成着、创造着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工人劳动的条件；商品的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趋势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就是说，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减少，而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增加。这样就形成了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在马克思看来，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伴随着资本规模和能力的增大；而产业后备军比现役劳动军越大，工人阶级中劳苦贫困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的绝对的规律。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历史趋势。马克思通过对一部资本血腥史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阐明了以暴力摧毁资本制度的合理的历史必然。在他看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这一原始积累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封建的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一方面又是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和旧的封建制度给予他的生存保障的过程，因此“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0]。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有一卷三册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不再作展开说明。但它们也和第一卷一样，围绕的核心主题依然是资本与劳动的深刻矛盾和根本对立。这是19世纪40年代初期青年马克思就已经确立的根本课题，不同之处仅在于，成年马克思以更加自觉、系统、逻辑化和体系化的方式，对这一早年提出的根本课题作了详尽展开和完整阐述。而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合理的性质，以争得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失去的真正自由，使人类从资本关系的奴役中彻底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看到的是，一方面劳动的社会结合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规模和国际性质，一方面生产资料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

马克思在资本与劳动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深刻对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走向自由的共产主义曙光：“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1]

但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的根本目的，是作为劳动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所展示的实质性内容，即作为落脚点的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马克思围绕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展开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第一卷所作出的这一伟大的论断和结论中，标示出这种批判的深层思想动机是以重建了的个人所有制为物质基础的、从而获得真正解放了的个人自由。

这一让全世界无产者深受鼓舞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革命性的结论，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理论界、学术界的理解史中所解读出的涵义，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这种整体意义上的自由，仅仅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整体意义上的解放。而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奴役和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之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建立。由此我们就可以以个人及其自由作为核心线索和思想轴心，把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进行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思想—理论动机，历史地、逻辑地和内在地有机贯通在一个理论链条之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中的个人”与“真正的共同体”中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13]——《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社会形态的确立——《资本论》：超越和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对立，“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真正的自由王国”。

因此，马克思终其一生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目的在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重建已经彻底消除了劳动的异化性质的个人自由。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个深层动机，是马克思全部资本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14]

3.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资本论》的历史命运及其反思

马克思历史理论在资本、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生成史的角度，历史性地肯定了资本（动产）作为“现代之子”，它的诞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从资本殖民扩张史的角度，强调资本克服自然的崇拜、克服地方性的发展、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剥削、榨取、奴役劳动的过程、机制和种种表现形态，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揭露了资本与劳动根本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凸显了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阐明了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逻辑，并由此得出敲响资本丧钟、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否定性的论断和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法治、国家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是我们考察和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观念和多重涵义，解读和阐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秘密和历史影响，审视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的的重要视角和解释框架。[15]

《资本论》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的一系列手稿和著作中，马克思一再历史性肯定了资本克服和超越地域的、封建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偏见，阐明了资本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基本使命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阐发和系统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过程、机制和秘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根本出发点决不是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是为了从根本上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并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剩余价值这一核心范畴，以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为基本线索，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剥削劳动的内在逻辑，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它存在的暂时的历史的性格，阐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无产阶级推翻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革命提供最深刻的理论证明。[16]

马克思关于敲响资本丧钟、“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结论和实践号召，至今没有在现代欧美世界成为现实。现当代资本主义在它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下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仍然表现了顽强而巨大的生命活力。从今天的发展现实而言，尽管它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深刻矛盾和重大弊端，但它在1500年前后进入现代以来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依然根深蒂固。如果说，马克思所看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西方携着工业、科技和军事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强力殖民和血腥扩张的结果，那么在1945年以来的当代世界，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潮流的总体发展趋势，则是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国际惯例和国际规范的文明方式来进行的。以资本扩张与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体化作为深刻根基和强大动力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在互联（Inter）网开创了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才真正到来。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性时代的开辟，西方世界再一次抢夺先机而为王先驱。如果说，马克思常常把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与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相联系，那么以互联（Inter）网为标志的全球信息时代，则为人类的所有成员普遍地提供着越来越多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生活选择的自由。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政治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东方世界。当这里的市民社会还远未发展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法律体制还没远未建立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首先获得胜利，并在夺取政权伊始，国家就通过革命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方式全面而强力地控制了整个社会。[1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结论中曾经设想的国家代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体制，首先在落后的东方世界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薄弱环节、在苏联的辽阔土地上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又诞生了中国、朝鲜、越南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建国初期，的确发挥了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巨大政治、思想优势，从而建立了初步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它们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界和政界基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这种时代语境下的批判逻辑严重忽视、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中所深刻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没有看到马克思从资本的诞生史、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所阐发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世界历史性作用，从而根本拒绝、排斥、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以及政治和法律秩序对社会主义的借鉴价值及其意义。在经历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面改造后的一段发展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失去生机活力的普遍停滞时期，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伴随着对资本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批判而持续低水平徘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对市场经济缺乏宽容心态的群体心理普遍畸形的时期，欧、美、亚各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高歌猛进，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值得称颂的黄金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自居的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竟在那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无视这一如此鲜明对比的基本历史现实。

造成上述历史状况和结果的原因是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反思和剖析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和教训需要巨大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勇气。而深入挖掘、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是我们从观念和理论上解决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视角之一。在今天看来，也许实现、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仍然没有成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去正视和解剖这段历史所应承担的理论责任和学术使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变革进程的日趋深入，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现代性的问题域。那么，我们从《资本论》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会得到些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马克思《资本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必须以充满**的理性主义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命运，关注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生存幸福和人的尊严，反思和剖析“**”时期所存在的一切戕害人的尊严与自由的行为。在今日中国已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时代条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呈“蔓延之势”的政治腐败和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腐蚀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力扩张，资本对劳动的非理性的掠夺，资本肆意侵吞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有力规约和驾驭资本文明运行的、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现代政治法律体制，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使命。

马克思《资本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二，就是社会主义要真正参与世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潮流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所能创造的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开创的世界市场的深厚基础和辽阔大地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不具备参与世界历史运动的资格，建立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被拒斥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乌托邦浪漫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选择和道路——尽管《资本论》并没有提供这种答案——就是把已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既能保障其竞争性活力又能保障其效率的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作为它的核心法则和内在灵魂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重塑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和体制机制。

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时刻警惕着把《资本论》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观念独断化、教条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之所以不断强化社会政治运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思想方式推向极端，并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民族都被卷入到社会政治革命的狂热激流中，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被抛进了像“**”这样长达十年之久的黑暗深渊。在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是颇引人深思的：“当满清之时，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时，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18]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断然拒绝了拒斥一切先进人类文明的闭关锁国主义和偏执的排他主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已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改革开放不仅彻底结束了拒绝一切外来先进文明的闭关锁国状态，而且也在彻底地改变着长久以来那种批判一切、貌似革命实则偏执的观念结构和病态的思想方式，并由此走上了多元、宽容、健康的社会发展道路。自身具有着开放、竞争、秩序、规范、文明之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已被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根本革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纲领；发挥市场之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建设方略；标志着公正、正义、自由、法治、文明之内涵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政治理念，已被写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大法之中。这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从当代世界潮流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以市场、法治、开放为基本特征的治国方略，从而扬弃了昔日那种以极端的批判和革命的思想方式审察世界、否定市场与法治的历史—政治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任务，是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以开放的、建设性的、理性宽容的健康姿态走向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中国已开始全面地参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制、以联合国为核心框架的全球政治进程，负责任地签署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协议、国际人权公约、禁止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不扩散条约等一系列国家条约。这就是说，中国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制度框架，而且也以积极、认真、自觉的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政治进程。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鼓舞地表明了，审时度势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参与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

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开放的市场与法治时代，学术理论界昔日那种批判一切的独断论思维方式和封闭心态也逐渐成为过去。中国学人已经逐渐培育和锻造了为开放时代所要求的多元包容的理性心态、思想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自由的时代已开始到来。中国学人正在以容纳百川的理性情怀全方位地译介、引进着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以往曾经被全面批判的西方世界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他们已在兼收并蓄、会通中外的基础上不断融会新知，在消化、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孕育着自己的创新成果。以五千年悠久文明为历史积淀的中国思想、文化、哲学在学术自由的雨露阳光中必将再创辉煌。

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已经从过去的抽象对峙，走向当代语境下的和解统一。这是我们从马克思在资本、法治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中，通过考察、审视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史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语前后，写下了颇值得今日反思和推敲的重要语句：“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是否是我们理解和分析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纷纷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的解释依据呢？

[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黑体为引者加。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黑体为引者加。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黑体为引者加。

[9]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黑体为引者加）

[1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2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黑体为引者加。

[13] 俞吾金先生在阐释马克思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和思想时，很有意义地细致区分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差异，并依据马克思文本作了考证和论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die freie Entwicklung eines jeden die Bedingung für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在这里，jeden和aller分别以省略的方式表示‘每个人’和‘一切人’。不难看出，既然马克思把每个人的由发展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个人和一切人之间不但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且比较起来，个人居于基础性的层面上。”（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5页。黑体为引者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进一步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der universalen 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universeller Verm?gen）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der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ün）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freie Individualit?t），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使用的德语名词Individuum （Individuums 或Individün），专指‘个人’，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德语中，一般意义上的‘人’通常用另一个名词Mensch（复数为Menschen）来表示。Individuum和Mensch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的着眼点是具体的个人，后者的着眼点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的整体。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是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同上书，第285—286页。黑体为引者加）俞吾金先生接下来还历史地考察了从传统中国到近、现、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转变：“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马克思的‘个人全面发展’的提法被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东方社会内，个人，特别是与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相对立的普通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同上书，第286页）“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就是把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鲁迅先生等学者关于‘娜拉出走’问题的讨论，还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来展开的。后来，诚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救亡的主题（集体至上）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个体至上），于是，个人解放的问题被掩蔽起来了。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虽然也谈论‘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但普通的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段被归入到人民群众中，只有伟大人物的个体性存在才成为反思的焦点。‘**’后出现的‘新启蒙’思潮所要继续的正是五四前后才开始的普通个人解放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度向当代社会的契约制度的转化，个人本位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代生活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只有领悟当代生活的实际诉求，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同上书，第286—287页。黑体为引者加）

[15] 本书第六—八章以及“余论”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和阐释。

[16]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关于马克思的如下评论值得我们注意。在孙中山看来，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77年版，第245页）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有很多肯定（这些肯定我们将在“资本与世界历史”即第七—八章中加以具体展开），但从根本特征上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所看到的，是它在进化中的“毛病”，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病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其整个一生中才不妥协地、持续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批判。正是由于马克思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所坚持的这样一种根本怀疑、批判和否定的价值取向，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虽然是那么伟大、科学、深刻而不可怀疑，但它却依然不可能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

[17] 在市民社会问题上，葛兰西的分析和论述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即国家=暴力+强权；而西方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国家=强权+同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优先于政治社会，而国家优先于经济基础。而东方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在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东方世界各国的国家政策之所以能够在革命胜利后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因。

[18]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