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批判和探索在1845年发生了格式塔式的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意义，在于通过全新历史理论的确立而阐释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根本途径和未来目标。[1]

1.人、实践与历史：一种全新历史观的曙光

马克思人学的基本思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得到了一个简明的、然而却是纲领性的确立：从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来确立人的本质。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不能从社会关系上理解人的本质，因此他就必然撇开历史进程而孤立地理解人的本质，以此来建立他自己的以抽象的爱为主题的新宗教：“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因此根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从孤立的个体角度去看待人的本质，而是从社会关系的整体及其历史发展中来分析和规定人的社会本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见解的确立，表明他把哲学探讨的眼光和着力点转向了人生存其中的整体社会关系及其内在原因，从而真正开启了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峰的思想道路。与对人的本质的见解相联系，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了与以往哲学区别开来的全新的实践观。而正是这种全新的实践观的确立，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标志着这种历史理论所特有的进行历史解剖和实践批判的革命的否定性力量。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

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的作用，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实践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不是一种真正批判的、革命的哲学。马克思对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的强调，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生产劳动、对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强调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对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实践问题上所作的分析批判，就不仅仅是对以往哲学认识论的缺陷的清算与批判，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而建立这种社会历史观的真正目的，就在于通过确立社会历史主体的伟大实践品格，来塑造和建立一种人类解放的新世界。所以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7]“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8]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并以这种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看待人类世界。马克思对社会生活之实践特征的强调，其深层思想动机是为了寻求、确立改造现存社会秩序（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哲学，都不是从根本上向非合理的现存社会秩序（市民社会）提出实质性的挑战与批判的哲学。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恰恰在于，必须提出一种能够向现存的社会秩序（市民社会）进行挑战的哲学观念，才能真正服务于变革无产阶级奴役地位的现实斗争，即服务于无产阶级对现存社会（市民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也就是说，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也不是观念论哲学的精神观念，而是无产阶级的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力量，才能够真正深刻地触及现存社会（市民社会）的问题及其秘密，才能够通过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市民社会）而争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并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开辟道路。

正是在关于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自己真正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基础，而站在了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历史基地上，而这正是通向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根本的出发点。新的历史理论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通过突出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强调自己的鲜明的实践性格和阶级性格，而致力于彻底改变作为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根基，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从资本奴役劳动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因此青年马克思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立场，向世界宣示了自己哲学的批判的实践性格和社会历史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这一著名的论断，最突出地表明了他所创立的哲学是一种争取无产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真正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马克思整个一生所致力的事业，从来都不是站在市民社会亦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上来谈论自由[10]，而是始终从无产阶级的生存地位和生存命运出发，来论证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的彻底改造。马克思穷毕生心血铸就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其深刻动机和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系统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核心秘密和深刻矛盾，来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必然灭亡的现实根据和历史趋势，从而从根本上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真正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这里凸显的是理念世界（共产主义）超越现存世界（市民社会）的深刻的内在紧张，马克思批判—实践哲学的真正历史性的涵义就在于此。

2.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主要特征都在于以神、上帝、理念、理性和精神作为历史的根本基础和首要前提。开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之先河的康德，以大自然（自然意图）、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为基本概念来阐释世界历史，认为大自然假手于理性实现为普遍法治所保障的自由，表征着世界历史进程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黑格尔系统地推进了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把康德的大自然（自然意图）的概念推演为世界历史之最高主宰的世界精神，把康德的理性推演为主宰和驾驭世界历史行程的统治力量，康德的自由理念被黑格尔规定为世界精神的本质，并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康德的体现理性、保障自由的普遍法治，被黑格尔自觉地发展为作为“地上精神”的伦理性实体的现代理性国家。因此无论是康德、黑格尔以前的社会历史观念，还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政治哲学，总体上都奉行了一种观念论原则，都是以神、精神、理性作为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最终根据。更重要的是，现代以来迄于马克思的所有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政治哲学，都带有异常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肩负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念及其原则来塑造现代世界，并把这一理念与原则普遍化、永久化、哲学化的历史使命。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以来社会历史理论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原则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导致了这样一种哲学现象：只看到英雄、领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强调宗教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如黑格尔）或宗教的一般理论斗争（如费尔巴哈）。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现代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作了研究。但由于它把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看不到经济范畴、经济活动规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斯密和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永恒理性的表现，它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也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源出于人的本性，是作为社会基础的个人人性的表达。利己主义人性观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经过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证，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经济人”就成为国民经济学中的灵魂，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上进行自由抉择，“看不见的手”（斯密）是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的指导力量，而这一力量所借以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资产者的阶级性格由此得到纯粹而鲜明的表达。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来源之一，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马克思那里，庸俗因素从一开始就孕育在它的体系中，在斯密之后，那些庸俗因素就开始分离出来，成长为庸俗经济学。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庸俗经济学就替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英国经济学的统治思想。

这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背景。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曙光初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全面拉开了它的帷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新的理论骨架已基本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已得到了相当完整的阐发。

（1）新的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未能发表的这部著作中，提出并且论证了物质生产的基本原理，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而与唯心主义（观念论）历史观真正区别开来：“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观察方法就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12]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那种从抽象的人的本性出发，即从脱离社会物质生活出发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所忽略的一个基本而又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基点上与各种唯心主义（观念论）历史观相对立：“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4]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无疑是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仅仅根据这一点还不能最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标志着人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只能是人们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5]马克思恩格斯与以往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既不是把精神、观念，也不是把直观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把现实的个人、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视野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体现在这种活动中的物质生产关系才构成社会历史的最深刻的根基。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构成了他们所创立的科学历史观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叫做“生命的生产”，它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种情形。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引起生活的生产的几个因素。关于第一个因素，在他们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6]

但这一人类生存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一任何历史观都应首先关注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及其生产这一基本事实，却没有成为德国观念论（唯心主义）者思考人类历史的当然前提：“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7]

如果说，满足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必须注意的第一件事实，那么，人们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是社会的最基本的活动。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8]。这就是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也是产生新的社会需要、推动人们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从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这种基本的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人的观念论历史观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嘲弄：“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19]《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虽然直接起因于对布鲁诺和施蒂纳的批判，但它显然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我们在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论述中曾阐明了，黑格尔如何把那些没有精神自由或自由意识的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使它们成为世界历史的“局外”或史前民族。

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增殖也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在他们看来，“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20]。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生活的生产的上述三个因素后，认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直到现在，三者就是同时存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们的社会基本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们在社会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由生产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21]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排除了用精神、观念作为人类历史本质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而坚定不移地表达了把生产力与生活方式作为人类历史之根本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22]把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社会阶段，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的联系，看成人类生活的生产或人类最初的历史关系的第四个因素或第四个方面，最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与人们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和社会阶段之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根本点就在于，它把人类历史建立在工业和交换活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前提，把物质生产原理作为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样，在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精神、理念、观念和意识所普遍笼罩的世界中，一个奠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坚实根基之上的全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犹如一轮正在升起的光辉灿烂的太阳，照耀在被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一直笼罩的世界历史的大地上。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考察阶级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即考察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紧接着考察了人的意识，以及意识与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关系。他们强调指出：“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3]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分工、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之后，人们的精神活动能力才能够随之发展起来。因此他们指出，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的意识才有可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状况是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基础，因此社会意识诸形态的各种矛盾，也只有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够找到它们的最终解释。这也就是说，当人们思考社会现象及其问题时，不应在思想、观念、精神、宗教、道德等问题的争论上停顿下来，而应从意识现象赖以发生的社会存在中提出符合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答案。“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4]“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第一次比较全面的表述。他们在这里不仅对思辨唯心主义（观念论）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根本颠倒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而且对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的具体历史特征作了深刻的阐明，从而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存在问题上的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表明，如何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是标志着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认为一个阶级既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动机之一。

（3）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变革[26]：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马克思历史理论通过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而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特征。既然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发展，那么揭示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规律，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阐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表明了自己的实质，那么只有进一步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才能深刻阐明社会存在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奥秘，才实现了哲学历史领域中的深刻的革命变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只有几次涉及“生产关系”这个范畴，但这一范畴却通过具有与它大致相同意义的“所有制形式”、“交往形式”、“劳动组织形式”等范畴体现出来。生产关系概念的完全明确的使用，是在一年后同蒲鲁东论战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突出鲜明地表现在分工发展的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的进步都会引起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们指出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的四种所有制形式：（1）部落所有制；（2）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3）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4）资本主义所有制。历史发展证明了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都是人们在自己的物质生产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7]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交往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就生产本身必须以交往形式为前提的情形而言，他们认为，交往形式及其扩大，是生产力的保存和发展的条件。任何一种交往形式不仅在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不会消失，而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陷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8]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形式是保护、保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的根本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交往形式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时代，即世界历史时代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但另一方面，交往形式又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9]最初的生产和交往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从事生产的人们，一方面由于其自主活动的能力而能够充分地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和交往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因而每个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又是为各个人的片面性所局限的。从而最初的简单的交往形式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为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最终决定了每一种交往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为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就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更替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的矛盾运动同时又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最终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

（4）真正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的冲突与解决：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想动机，是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对它展开历史的、现实的哲学批判，从而历史地和逻辑地瞻望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青年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用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去自我认识的方法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自我认识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以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内部显得成了问题。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30]。“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像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瓦解的功能。”[31]青年卢卡奇在这里不是抽象地、一般地、非历史地认识、理解和定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深层哲学动机，就在于解剖、批判和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从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批判的、革命的巨大实践功能，所以才得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32]。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3]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阐释自己所创立的新的历史观，还是展开对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批判，其核心动机依然是为了说明进行革命变革的条件和意义。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所作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34]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历史观要么完全忽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要么把这一现实基础看成是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昔日的历史观总是根据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历史的，现实生活的生产被描述成不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前形态，历史的东西被描绘成了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处于世界之外或超乎世界之外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35]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述自己的新型历史观而从根本上同过去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区别开来。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否定物质生产的作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即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所以他们看到的便只能是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夸大精神、观念、宗教等在历史上的作用。然而，与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作用，强调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深刻的心理动机之一，就在于由此揭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时代所具有的根本历史作用，揭示无产阶级从资本奴役下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论述中已经看到，黑格尔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必然的规律。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着世界，从而也就统治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因此也就表现为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把现代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和观念本体化了，并通过这一本体化了的理性概念坚定不移地阐明了现代原则的普遍必然的性格。但马克思对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表明，世界历史并没有发展到黑格尔所说的“理念与现实和解”的时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考察所发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深刻的阶级对立。

因此，如果说黑格尔由于其观念论（唯心主义）的理性观而必然夸大世界精神、元首和领袖的作用，那么马克思由于其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而必然强调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作用。如果说，黑格尔用理性必然性的历史观来说明世界历史的规律是坚定不移的，从而表现了对现存世界秩序的认同和肯定；那么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的必然性来说明世界历史规律的信念就是更加坚定不移的，从而表现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和超越。

让我们特别关注马克思思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阐发他们的历史观所得出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6]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作出的这四个结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所思考所追求的根本问题，表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思辨唯心主义（观念论）和费尔巴哈主义进行批判乃至论战的最深刻的心理—思想动机：他们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是为了强调一切劳动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他们把一切历史冲突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冲突，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强调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彻底结束以往一切革命的旧有的性质，彻底消除异化劳动、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从而赢得人类的真正解放。因此马克思之所以作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是因为他在深层思想动机中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理念、一种深刻的阶级情结：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这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真实内容和真正归宿。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在整个一生中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看成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意识，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与学说化为无产阶级否定现存秩序的实践看作是自己的最高使命。

最重要的是，否定现存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同争取个人自由劳动的要求是完全地内在贯通、一致的。由于以往的和现存的资本主义交往形式把生产者个人的活动限制在少数人的意志的要求之下，从而也就不可能表现出个人的自主能力。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争得自己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7]“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的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38]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涉及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通过共产主义的史无前例地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第一次消除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才能为个体自由、有个性的人或联合起来的个人创造历史前提。

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以及作为这种异化劳动之积累的资本，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资本奴役，争得工人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39]因此，共产主义运动与个体的真正自由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内在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层的心理动机和思想动机，是这一伟大历史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

值得重视和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共产主义革命与个人自由的相互关系时，通过揭示“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的内在实质，从而凸显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对立。尽管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表达，但通过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张力来反思、审察和批判现存世界，却是贯穿马克思整个一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实践理念和思想特征，也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巨大感召力和批判功能的根本原因所在。下面的这段文字最深刻地表征了马克思通过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批判现存世界的思想特征：“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与过去一切具有奴役、支配被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虚幻的共同体相对立，真正的共同体已经消除了一切奴役、压迫、支配个人的性质，是个人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鲜明而深刻地表现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它与黑格尔两个世界历史理念的区别在于：前者凸显的是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深刻对立，而后者则强调两个世界的现代和解（调和）与内在统一。

[1] 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理论界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独断论教条主义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竞争性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法治国家理念及其变革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根本性重建。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人的独立、自由与尊严日益凸显出它们的基本地位。“**”时期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谈及的马克思的人学问题，在市场—法治逻辑日渐确立的开放时代却越来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人们探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人学的要旨与意义之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恩格斯在1888年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发表的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稿本上，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文字作了改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恩格斯加了一个转折词“而”字。

[10] 马克思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旌举的理性与自由的旗帜的真实内容，至少从1843年以来就开始持强烈的怀疑态度。随着对古典哲学—经济学的批判逻辑的展开和面向现实问题的批评视角的形成，特别是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迅速形成和普遍运用，马克思确立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思考路向和解释框架，从而开辟了一条以严厉批判、揭露现代资本主义虚幻的法治、自由与共同体，追求实质自由、平等与正义的激进主义道路。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相关部分作了论述，同时还将在本章的相关部分中，以及第七、八两章和“余论”的语境中加以展开。

[1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黑体为引者加。张一兵认为，“从目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手稿文本看，手稿的大部分正文都是恩格斯笔迹。但是我们从这部分手稿的思想内容和思想特点上看，手稿无疑是属于马克思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尽管如此，由于本人目前没有能力和精力去作出相应的区分，所以在接下来的引文前仍然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加以标示。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519页。黑体为引者加。

[1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一句后删去的如下一段文字，我以为能够更鲜明地表达出他们的观点：“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编者注。黑体为原著者加）

[1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53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26] 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主体，认为马克思主张“分工展开史论”，而恩格斯主张“所有形态史论”。拙作没有能力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因此把“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放在一起论述。

[2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

[3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1页。

[3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4]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十多年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加成熟、更加经典和更加有力的表述。在本章关于《资本论》的部分中，我们将涉及这一经典性的表述。

[3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黑体为引者加。

[3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54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黑体为引者加。

[3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39]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不同的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几乎不再用“异化”一词来界定劳动，但这里的马克思之所以一再强调消灭劳动、消灭分工，基本原因仍然在于，现代世界的劳动和分工存在着深刻的异化性质。

[4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黑体为引者加。

[4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