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体与社会：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问题的反思[1]

真正的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的确立和实现，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的思想—理论动机。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深层思想动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根本批判，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并最终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这一基本精神出发，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上存在的实践上与理论上的问题作出批判性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一开始就走上了通过反思历史而建构未来的哲学道路，取得了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顺乎现代文明潮流、具有时代特点的重要突破。而发生上述突破的深刻根源和基本动力，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深刻变革。在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的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20世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法治文明之相互关系的“世纪难题”得以破解，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得以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为合理解读、丰富和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

1.实践哲学的深层动机：个体自由是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的出发点落脚点

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观念与他关于社会生活之实践本质、关于哲学之社会历史作用的论述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联。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自由权利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个人才能够享有的权利，而无产阶级所能够拥有的只能是受剥削、受奴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依然存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政权且统治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下，谈论无产者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正是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出发，马克思才把自己的视野由个人转向社会，由个体转向社会整体，因为只有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现存关系进行彻底批判和根本变革，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才能够从资本关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这种解放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领域，因为这种解放决不仅是一种思想行动，而且是一种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真正现实的、摧毁现存奴役制度的实践批判，无产阶级才能赢得自己的真正解放和现实自由。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才从根本上彻底地批判了现代哲学—经济学的阶级特性，才无情地批判了以往哲学仅仅从理念上解释、说明世界的非实践的品格，强调“消灭哲学”、“消灭劳动”，并宣布自己的哲学是一种真正批判的、实践的哲学，强调自己的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品格。

马克思在深入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过程中，之所以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强调一切劳动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把一切历史冲突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冲突，是为了寻求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最深刻的根据；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历史必然，是因为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彻底结束以往一切革命的旧有的性质，彻底消除异化劳动、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从而赢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时，他心目中所指向的，正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在其整个一生中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看成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意识，才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化为无产阶级变革现存秩序的实践看作是自己的最高历史使命。

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是通过强调理性对世界历史的主导作用，来论证现代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的普遍必然性质，并通过精神的本性和世界历史的目的在于自由这一历史观念来论证个人自由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历史理论则是通过强调物质生产实践之于社会历史的根本地位，来论证作为社会实践之主体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对立和异化劳动的非人道性质，来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刻的历史必然，从而确立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使命。

只有从上述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如下经典语句的基本涵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这是马克思之所以根本怀疑、深刻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着眼于从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人的本质与实践意义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关于彻底否定现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理念，始终存在着一个争取无产者的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深层心理动机。由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交往形式把生产者个人的活动限制在少数人意志的要求之下，从而也就不可能表现出劳动者和无产者的个人的自主能力。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争得无产者自己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个性。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强调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这个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的整个社会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为什么强调无产者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因此应当推翻国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而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只有这样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相互分离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4]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就是为了消除这些前提的偶然性和自发性，建立自由个人的联合。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层的心理动机、思想动机和理论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涉及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与个体自由或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中的共产主义理念与运动的基本目的，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以及作为异化劳动之积累的资本统治的权力体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并由此争得工人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作为整体形态的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不仅不与作为个体的个人自由相对立，而且恰恰是个体自由得到实现的历史性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构成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的深层心理—理论动机，是这一历史理论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在。

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承接着此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确立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基本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性地论证了共同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消灭了现代私有制、从而消灭了现代异化分工后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仅仅是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深层心理动机，是把作为整体意义、整体范畴的阶级自由、人类解放，视为个体的人的自由的先决历史条件，个体的人的自由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问题上所应当注意的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解释视角和问题框架。

2.个人与社会之良性互动：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辩证法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良性互动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马克思在年仅17岁时写成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一充满人性理想和青春气息的光辉篇章中，一方面展示了马克思关怀人类（大我）命运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情怀，一方面也宣示了马克思关怀个体人性与个体自由（小我）的基本秘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进行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6]“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7]因此透过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优美语句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少年马克思已开始认识到个人的自由选择取决于人们生存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自由选择所由以出发的既定的基本前提，它们制约着人们思想和行动的选择及其自由。同时，从少年马克思的全部行文中我们又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并没有被既定的社会关系所压倒，反而始终保持了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下寻求个体的独立、自由与尊严的人生理想和思想理念。少年马克思是在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的双向过程中，来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并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确立自己的行动自由的。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一方面贯穿着对无产阶级和人类整体命运的深切关怀，一方面也始终保持着对个体自由执着追求的深情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对劳苦大众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关切，实际上预设了马克思整个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伏笔，展示了马克思未来一生都在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而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那种深层心理—理论动机。成年马克思把注意力更多地从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移向整体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和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离开上述的基本历史背景，离开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实践批判所由以出发的深层动机，而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之实践本质的哲学观念推演扩张到一切历史时代、一切生活领域，从而把这种注重整体解放的历史理论形态永恒化和普遍化，就会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的哲学观导向单一化、教条化的独断论境地。而事实上，我们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已经看到，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之于东方世界，一方面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变革并重构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走向，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赢得了空前的生存地位和生存尊严，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理论语境和实践语境中，在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问题的理解上，过分严重地强调了人的整体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的维度，严重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基本地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社会历史后果。

如果说，为了现实地拯救无产阶级于苦难深渊之中，而需要从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看待人的本质，并通过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联合为整体的现实的实践力量去摧毁奴役人们的现存社会结构，那么，在争得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基本生存地位和阶级统治后，作为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等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问题，就必须被提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重建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得以保障的理论原则和政治法律秩序，就必须成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所面临的基本的历史任务。然而，在民族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整体变革而来的、重建个体自由所需要的现代民主制度和普遍法治秩序的任务是多么迫切而重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对社会过度控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便很难使人们从个人自由和个性独立的角度作出合理和科学的理解，个性独立和个体自由问题也就未能引起政治领袖和学术领域的高度注意。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之实践本质的观点和结论，也同样被不加分析地推演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并由此导致了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由此引领的政治运动曾经弥漫了相当长的历史岁月。

而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却抓住“二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难得的、重大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振兴，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为人称颂的黄金时代。

3.社会变革与观念变革：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哲学的未来

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社会变革重构了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气魄和智慧，断然结束了“**”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开创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促成了国人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跃迁。伴随着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重大历史转换，中国已走向以市场经济和普遍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明和世界公民时代。随着“**”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思想教条主义已成为过去，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治、自由已日渐得到加强。中国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性宽容的气氛也日趋形成。因此以邓小平为卓越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是一个有着深远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全新的时代。

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关于人的本质、实践和哲学功能的探讨日趋走向多样形态和多元格局的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所逐渐涌现的令世人瞩目的许多重大成就，就是在这样一种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的。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探讨作为一种学术自由，已逐渐摆脱“**”时期与政治“左倾主义”联姻的错误道路，开始走上了一种相对独立发展的、在日趋民主的学术气氛中自由探讨的理性发展之路。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中，关于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也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关系而严重压抑着人的个性自由的面貌来呈现；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社会关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视野和语境中，已日益成为个体人性健康成长的土壤和基地。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已变得日益突出而醒目。作为整体范畴的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规定，已逐渐失去其对个体自由生存发展的束缚和压抑的独断论倾向，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健康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已从那遏抑个体自由的森然可怖的理论语境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尽管马克思主义人学这一学术现象还显得幼稚、浅陋而远未达到成熟形态，但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开放、走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时代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年代，从社会关系的整体上理解人的社会本质，并以此作为哲学根据、理论根据来动员人民大众形成整体的社会革命力量，从而以社会关系之整体的、根本的变革作为价值取向有其合理的历史必然，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如何在社会与个人、整体与个体之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更多地从个体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的价值取向上来建构民主的、法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就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任务。[8]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社会实践范畴的探讨，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成绩斐然。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关于社会实践范畴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独断论解释已经被逐渐打破，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哲学观点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实践范畴展开的争论相当热烈，各种不同的观点常常针锋相对，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向着理性、宽容、多元、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学术成就。

这里仅以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例证性的说明。我们已经看到，目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关于实践哲学的探讨研究中非常突出和极为醒目，实践理念、实践观念的研究也日益系统和深入。尽管在学术论争中也确曾存在过试图把目的范畴从唯物主义实践观中“净化”出去的极端片面的思想、学术倾向，但实践目的、实践理念范畴的深入研究却标志着、表征着实践范畴、实践观探讨上的合理化、多元化的健康发展方向。实际上，现代以来人类实践的丰富、复杂和变革也证明了，没有科学合理的实践目的和实践观念，没有先行的科学的民主的目的理念、设计和论证，所谓实践就只能走向盲目、任意、冲动的非理性的黑暗深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专设“实践理念”一节，表明了当代中国学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上的一个普遍共识。[9]同时，关于现代实践方式的深入论证、关于实践规律的系统探讨、关于对实践自身的分析批判[10]、关于实践理性问题的哲学思考，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研究上的重要成就，而且事实上构成了实践哲学问题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潮流。贯穿在这些哲学思考中的深层动机和主导倾向，一方面是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高度重视和合理理解，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实践和科学理性精神的自觉意识，一方面也是人们在革新开放面向未来的时代背景中，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对往昔错误实践行动及其观念的哲学反思和理性批判，也是对当代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统一的合理存在方式和合理形态的追求。[11]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向世界表明，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迈入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宣示了破解困扰20世纪百年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秘密，从而革新并重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顺乎现代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和基本结论。在我们看来，这同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生存现实和发展逻辑。因此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和普遍法治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之相互关系应良性互动的时代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以现代实践观念和理性精神为深刻根基，把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把保障自由的政治民主和普遍法治，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本质要求和核心范畴，使马克思有个性的自由个人的历史哲学理念，以及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之“真正的自由王国”的伟大社会理想，不仅仅作为一种诉诸未来的理念原则，而且也应当成为理解和重构当代社会实践的一个基本的哲学理念和理论原则。

这就是我们在当代世界的制高点上深入理解和重新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意义所在。

[1] 本节最初曾以“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问题的反思”为题发表在《现代哲学》2000年第2期。后经修改并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实践问题的观点及其启示”为题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这里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扩充。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黑体为引者加。

[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571页。黑体为引者加。

[6]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58页。黑体为引者加。

[7]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59页。黑体为引者加。

[8] 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胡锦涛于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和价值目标，其意义之所以深远而重大，原因就在于此。

[9] 夏甄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关于目的的哲学》的专著，以及他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的《论目的》、《论实践观念》等长篇论文，是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探讨上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

[10] 徐长福先生的《拯救实践》第一卷《意识与异质性》（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可作为例证。

[11] “如果缺乏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即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不争的是，没有这种精神支援，就绝对不可能生成发展出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真的缺失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催醒或开启这种精神。”（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导论，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