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批判：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基本精神

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获得这样的感受和体验：马克思以一种贯注着否定性辩证法的无与伦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道德—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批判；这种批判的核心问题，是使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成长为、联合为一种根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的实践批判的革命力量，并期待着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作为获得阶级自由、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途径。

上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作为贯穿马克思整个一生的深层心理动机，体现在马克思几乎全部的著作和文字中，构成了马克思思考和著述的核心主题和基本理念，从而塑造了马克思整个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这是从早年马克思到晚年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轴心和实践追求，是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追寻阶级自由的实践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刻的内在紧张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作了非常深刻的说明。马尔库塞是在与黑格尔哲学相比较的意义上来说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性格的。耐人寻味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同，马尔库塞根本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是哲学著作。马尔库塞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是趋向真理的一个本质不同的秩序的转变，依据哲学是难以解释这种转变的：“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即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述的是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用哲学语言表述的。可以肯定，黑格尔的几个基本概念出现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向马克思理论的进步绝不可能通过表明旧哲学的范畴的演化而实现。在马克思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这正像新的理论必有一个不能从先前的理论中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结构和总体构架一样。”[1]在这里，马尔库塞使用的是“马克思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概念。

撇开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是哲学著作不谈，马尔库塞在这里至少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社会批判的理论。[2]尽管黑格尔哲学作为直接先驱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产生了巨大作用，但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哲学理论有它所关注的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独特的内容，表现的是一种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全新的思想观念、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因此即便在马克思早期甚至以后的思想历程中沿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如异化和辩证法），但这些概念由于进入了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话语语境，而被赋予了不同于黑格尔哲学意义的独立的内容和全新的生命。[3]

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马尔库塞才把马克思的理论称之为对“哲学的否定”。如果说这种否定仅仅限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相互关系，那么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在于，马尔库塞超出了这一限定的范围而径直否定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哲学性格，因此它又未必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特征的准确描述。我们知道，黑格尔曾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对北美、特别是法国的政治革命所追求和确立的现代政治理念及其秩序作了热情肯定，认为世界精神“用理念建筑现实”的时代终于到来，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及其原则所标志的是世界历史上的辉煌壮丽的日出。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毕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尽管马克思从总体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之于封建制度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但原始积累以来至19世纪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苦难现实向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以往的剥削制度相比，它甚至是一种更加残酷、更加专制、也更加虚伪的制度。马克思整个一生的理论活动都奠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原则的根本批判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原因，马尔库塞才得出了如下确定不移的结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到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即使在描述普遍流行的形式时，它们的目的都在于社会新形式的确立，它们都把自身说成是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否定才能获得的真理。就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总体的一个谴责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4]

马尔库塞的分析表明，在对待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及其秩序的态度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基本原则上的深刻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确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但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创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不同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全新的哲学形态。从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它们在历史和社会的经济政治理念上都始终是站在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立场之上的。资产阶级以理性与自由的现代原则来全面塑造社会的经济秩序、确立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并在现代英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得到了全面的发挥、论证和说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自资本原始积累以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地位和悲惨命运，彻底粉碎了黑格尔所谓“精神王国之调和（和解）”的理性神话。而正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以及由此拯救和解放无产阶级的根本价值取向，标志了一个全新的伟大哲学生命的诞生。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的真理能够与特定社会或政治的秩序达到实践的统一，为世界精神所统治的世界历史因而也就能够把理论从对社会生活的特定秩序超越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因为黑格尔的“肯定的答案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即社会和政治形式已变得适合于理性的原则，这样一来，人类的最高潜能能够通过存在着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发展。他的理论包含着现实与理论之间联系的一个决定性的变化：现实服从于理论。在黑格尔最终为现实设定的形式中，理论，即真理的适当的储藏地，似乎很欢迎过去的事实并渴望它们服从理性”[5]。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最高潜能非但不能在现存的社会形式中获得解放和发展，现存的社会形式反而是它获得解放和健康发展的严重桎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整体中，无产阶级是这一矛盾整体的破坏力量。因为“无产阶级的存在与理性所断言的现实是矛盾的。因为，它把作出理性否定的证明的整个阶级摆在了我们面前，无产阶级的命运不是人类潜能的实现，而是相反，如果财产构成了一个自由的人的第一个天赋的话，无产阶级则是不自由的，也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不拥有任何财产。如果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实践构成人的本质，那么，无产阶级就永远与其本质相分离，因为他的存在不允许他有任何时间去涉及这些活动。”[6]“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性社会失去意义，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意义。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并且是社会劳动的实际执行者或劳动的主体。”[7]但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却表明了完全的彻底的否定性：“普遍的痛苦”和“普遍的不公正”，因此黑格尔关于“理性、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变成了虚伪、不公正和奴役的现实”[8]。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分歧的根本点就在于，黑格尔认为现代市民社会已经按照理性与自由的理念构造了它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作为伦理性实体的国家），从而实现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和解；但是，马克思则从异化劳动、资本逻辑主宰下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地位和生存命运这一阶级立场出发，深刻解剖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不合理性，现代市民社会存在着深刻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国家并没有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调解了现代世界的矛盾，它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总资本家”，因此无产阶级无论在物质（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被剥夺了生存和发展的自由。

现代欧洲以其独特的历史优势率先兴起了意义重大的四大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启蒙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从而孕育和生成了资本殖民扩张、开拓世界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资本主义空前地解放了为昔日的生产方式和专制制度所桎梏了的生命潜力而充满了勃勃生机。原始积累、工业革命、思想启蒙、政治变革、科技应用和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日趋膨胀的巨额的社会财富。黑格尔高度肯定文艺复兴以来的革命性变革所确立的现代原则，认为“所有权「财产」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或财产」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的”[9]。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残酷掠夺的血腥本质，黑格尔也采取了理性的历史态度和清醒冷静的历史分析。黑格尔看到了人类历史行程有其非人道的一面，但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面前，他却以其理性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眼光，冷静看待了人类历史的异化、世界历史民族的衰落和个体生命的苦难。黑格尔之所以认为现代战争具有促进“各民族的伦理健康”[10]的非常崇高的意义，是因为他在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全球性殖民扩张做理性论证。在黑格尔历史理性中，历史尺度优先于道德尺度，为世界精神所统帅所驾驭的世界历史，才是对历史现象、事件和过程进行道德审判的最高法庭。与伦理（道德）相比，历史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尊严和优势。

马克思同样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许多著作、论文中都高度评价了由资本强力扩张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加速扩张、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深刻变革历程。

但是，深受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马克思，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血腥的殖民扩张给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马克思写道：“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11]“工人群众……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12]“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不曾妥协地对资本的血腥掠夺进行了充满着强烈的道德**的理性批判，为拯救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于苦难深渊之中、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呐喊奋斗了一生，表现了以特定的劳动阶级的自由与解放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平等理想的光辉。[14]

2.批判的实践哲学：自由个性的理念与改变现存世界的巨大张力

青年马克思面对现代市民社会和人类世界的矛盾冲突，历史性地宣示了自己的哲学所具有的、不同于以往全部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品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由此肇始的这一伟大的哲学革命，形象地形容、描绘为“划破夜空的闪光”[16]。

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以历史（必然性）牺牲道德走向理性主义的残酷，也没有走向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以道德仲裁历史的苍白的浪漫主义。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秘密和永恒魅力就在于，它终始存在着历史与伦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巨大的内在张力，存在着对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进程的清醒意识与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之人文关怀的深刻的内在统一。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基于到马克思时代为止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才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立论的基本前提和主要路线。与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占有的高度肯定和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深情歌颂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苦难的全部根源在于以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为维护这一经济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因此要消除苦难和不幸，就必须消除产生这种矛盾状况的深刻根源，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恰恰不是诉诸作为现代原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而是要同它彻底决裂并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17]

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的阶级本性，以及它为满足这一根本利益所进行的面向全球的殖民主义扩张，同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的自身解放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因此这一阶级、民族冲突得以解决的现实途径，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的行动、实践和革命战争。在马克思那里，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在对资本主义和人类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和道德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阶级性格和实践特性，就使它必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意识和精神武器，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落后民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批判—实践哲学。[18]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找到。首先，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国际的阶级联系而不是强调对国家的忠诚，给全世界工人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19]。巴勒克拉夫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学说，就其本质而言，其推动动力来自于“对社会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没有性别、种族、肤色和阶级歧视的互相平等的一种道德的深切关注。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为一国而反对他国，而是代表全世界被压迫的群众和阶级，这种世界性无疑成为它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20]。

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是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和冲突，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各落后民族都在劫难逃地纳入了以资本扩张为核心动力的殖民体系，从而各个民族的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后，已变得空前的激烈、复杂和深刻，它越出了国家和地区性的范围而具有了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冲突的空间越来越迅速地全球化了。马克思不仅以其深邃的哲学洞察力、渊博的历史智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直面了这种极端残酷的悲剧性冲突，而且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找寻、发现和确证了摆脱和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即实施根本性变革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和现实道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承继着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追求、期待和设计未来的伟大的心理—精神传统，构想了一个使人类走出历史与伦理之冲突深渊，并最终消解了这一悲剧性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纵使人类走向那个和谐、温馨、美丽的彼岸世界的道路久远漫长，但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理念却标志着解剖和批判现存世界、构想和展示人类未来社会的伟大心态和生活态度，它不仅不是纯粹抽象、空洞无物的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通过科学的清醒的实践批判，从而走出现代世界历史与伦理之冲突的悲苦深渊，寻求和确证人类生存命运之未来之意义的伟大的哲学尝试和实践展望。这就是存在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世界的深刻的内在张力。

[1]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 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及其著作文本的精神，本章一般使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这样的述语和概念作为表达方式。我以为这样的称谓更符合马克思主要著作文本的实际状况。

[3] 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用“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特殊表达形态，标示了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存在状况和真实意蕴。

[4]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4页。黑体为引者加。

[5]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4页。黑体为引者加。

[6]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黑体为引者加。

[7]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8]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黑体为引者加。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页。

[1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14] 萨特基于现代哲学史的考察而赋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不可超越的崇高的历史地位：“如果哲学应该同时成为知识的整体化、方法、调节性的理念、进攻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如果这种‘世界观’也是对那些被蛀蚀的社会进行加工的一种工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这种特殊观念成为文化的本质，有时则成为整个阶级的本质，那么十分清楚，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见的。在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种观念的表面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经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的思想。”（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萨特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当前历史的唯一合理解释，作为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是不可超越的。

[1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稿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在恩格斯发表的1888年稿本“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这一著名论断修改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页。

[1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上，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362页。黑体为引者加。

[18] 毛泽东之所以成长为东方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职业革命家，并成为有深厚理论素养和实践哲学精神的政治领袖，既有其扎根于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土壤之民族精神的博大精深的基础，同时也有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批判的实践哲学的雨露阳光的哺育。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一文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黑体为引者加）这里毛泽东强调要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是因为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停留于对马克思的批判的实践的哲学作文本意义上的理解，而必须同时成为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伟大革命实践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和精神。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上，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黑体为引者加。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含着的阶级观点与民族观点的内在紧张，可参阅拙作第七章第二节。

[20]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