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理念：大自然、理性与自由

康德历史哲学远未像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表现为一个依次递进、有机发展的逻辑系统，也未能像黑格尔那样通过一部完整的宏篇巨著去系统地阐明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哲学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考察世界历史范畴下的各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犹如远离德国文化艺术中心而艺术修养贫乏，但却仍然由于其天才洞悟和深刻见解而在美学上做出重大贡献一样，康德也没有因为像黑格尔那样谙熟世界历史，而影响其在历史哲学上的开拓性、创造性和基础性的贡献。康德以对现代世界之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和细心倾听，卓有见识地提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为黑格尔构建体系雄伟、结构恢宏的历史哲学的大厦奠定了基础，并先行地书写了整个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伟大序篇。

1.自由与必然：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康德的历史哲学

康德指出：“我的理性，包括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所关心的，可概括在下述三个问题中：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做什么？3.我期望什么？”[1]第一个是关于纯理论的认识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纯实践的伦理学问题，第三个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宗教所要解决的问题。晚年康德在前三个问题之后又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他认为第四个问题应由人类学来回答。晚年康德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一书虽然与历史观没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由自然科学而伦理学，由伦理学而越来越从各个层面具体地考察人作为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就包涵着关于人类历史的重要问题。[2]因此“德彼特（Frederick P.Van Depette）认为，目的论比理性在康德体系中更为重要，目的论才是康德哲学的原动力和关键点，目的论当然与人类学不可分。人的命运和道德才是目的，思辨理性不过是工具，所以人类学是整个康德哲学的真正基础”[3]。这实际上就是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而人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的自由。目的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表明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历史趋向。但德彼特关于目的比理性更加重要的观点，有其必须加以限定的内涵和边界，即它仅仅是在从自然到人的过渡这一维度上说才有其意义。因为在实际上，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与自由从来就互为条件、相得益彰。正是理性法则的客观普遍性的力量，才开辟、奠基了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得以健康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康德的历史理念，突出地表现在他1784年所写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康德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事关其历史哲学、并最终影响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观念的核心概念：大自然（自然意图或自然计划）。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核心观念，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充满着个体、民族与类的种种冲突，这些冲突决不是大自然的劳而无功的事业，而是通过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予人类，来引导人类历史走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才智的和平的、美好的未来社会，即世界公民社会。这是一个奠基于普遍法治基础之上的、将国内自由与国际永久和平融为一体的光辉灿烂的世界。这是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目标。

康德在这里提出了事关其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固有的必然规律，依照其固有规律向前进步，并通过理性的规范和引导而指向个人自由、国家自由与人类和平的理想目标。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康德整个哲学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理解康德认识论、伦理学的出发点，而且同样是理解康德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并通过这一矛盾的解决而划定了自由与必然各自适用的范围。一方面，人自己支配自己的意志，属于本体界，因而是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作为意志表现的行动，服从因果规律，属于现象界，因而又是必然的。这样，康德通过对人的二重性的二元划分，把意志划给本体界而确立了自由的合法地位，同时把行动划给现象界而确保了对人的行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康德在解决自然—自由的二律背反时，区分了现象和本体，这同时也就将人本身界定为具有双重身份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就是说，人既是感性的存在者，同时又是理性的存在者。那么，从现象的角度看，作为感性存在者的人类的历史就可以被看成是自然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从本体的角度看，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类的历史，却必然是自由的发展的历史。”[4]

康德划分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根本宗旨，在于既肯定自由又保证科学的基本地位，实际上把这种二元世界的理论推演到人类历史领域中。但是这种推演不是一个简单的位移，而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哲学考察而获得了不同于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独特的历史内容。因为在历史领域，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乃至群体与整个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个体与民族按照自己的愿望追求着自己意图的实现，人们在这种意义上表现了自己的自由，历史也就是展现为自由的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结果却常常违背了人们的愿望，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合规律性进程。康德认为，一方面，无论人们出自形而上学的意图制造出什么样的意志自由概念，作为意志现象的人的行动却仍然与任何自然事件一样，必然受制于普遍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无论这些现象的原因多么隐蔽，但如果以叙述这些现象为己任的历史从总体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表现，那么它就仍然能够发现这种自由的合规律性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它也就能够把在每个个体那里显得错综复杂、毫无规则的东西，看成是整个类的原初禀赋的发展，这是一种虽然缓慢、却又始终不断前进的历史发展进程。

康德关于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二元划分的理念，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元分立的哲学传统。同时康德又站在自己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倾听、体现、推进时代要求的独特方式，革新、发展和深化了柏拉图以来两个世界的哲学理念，并把这一理念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他提出和创制自己的历史理念的哲学源泉。康德认为，除去表述的夸张成分，柏拉图的方法是从目的即理念来反思事物，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和值得尊敬的。在善的经验方面，道德、立法、宗教的原理只有通过理念方是可能的，尽管它们表述上的不完善性是永远存在的。正是在这里，柏拉图的教导显示了独特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用作判断的原理是不完善的经验规则，但在这里运用经验是无效的。所以康德认为，理念是理性的一种必然概念，在感性经验中不能给出与之相应的对象。撇开康德哲学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区别不论，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无论康德还是柏拉图，他们都同样拥有着一个反观、规范、框架、塑造感性世界的理念世界，这一理念世界才使人们确立了认识现象世界的深刻根据，确立了认识现象世界、包括历史秩序的根本原则。柏拉图与康德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伟大哲人，贯穿在他们哲学中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他们都以自己哲学中所包涵着的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塑造和推进了西方哲学—文化中两个世界的精神传统。

2.大自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

康德确立其历史理念的基本哲学传统已如上述。从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前提出发，康德深刻地考察了在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中表现出来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统一的人类历史进程，提出了大自然（自然计划或自然意图）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总体性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亦即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被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却可以揭示出它们有着一种合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秉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又是漫长的发展。”[5]康德试图在人类的行为与大自然的计划之间，确立起一种能为历史哲学所能把握的内在联系：“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见，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对于哲学家来说，……既然他对于人类及其表现的整体，根本就不能假设有任何有理性自己的目标，那末他就应该探讨他是否能在人类事物的这一悖谬的进程之中发现有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6]

在这里，康德明确提出必须写作一部为自然计划所引导的、具有目的性特征的历史的任务。康德认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就看“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根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人物。大自然就曾产生过一位开普勒，开普勒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轨道服从于确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产生过一位牛顿，牛顿便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阐明了这些规律”[7]。实际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康德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哲学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尽管康德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撰写出一部历史哲学巨著，但他却已经为成功地找出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提出和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念：人类历史表现为大自然（自然意图或自然计划）借助理性实现其自由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进程。[8]自然意图（在黑格尔那里表达为“世界精神”）、理性、自由这样的核心概念，奠定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基本格局和内在灵魂。[9]

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康德历史理性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的“命题一”中，康德表明了大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10]康德对此论证说，对任何动物的内部外部的解剖方面的观察都证实了这一命题，因为一种不能加以应用的器官，一种不能完成其目的的装备，在目的论的自然论上是一个矛盾。如果放弃这条原则，就不会再有一个合法则的大自然，而只能是一个茫无目的的活动着的大自然了。而这样一来，令人绝望的偶然性就会取代理性的线索[11]，大自然也就失去了理性可以理解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进程。

在“命题二”中，康德进一步论证道，人类的自然秉赋之合目的性发展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它们将在人——作为大地之上唯一有理性的被创造物——的身上充分地发展出来，但却只能是在全物种的身上而不是在各个人的身上”[12]。这种被创造物的理性力量的使用规律及其目标，远远突出到人的自然本能之外，但这种超越自然本能的理性能力的发挥和运用却不是来自人的本能活动自身，而是需要一个持续前进、不断发展的有探讨、有训练、有教导的过程。大自然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运用，是通过个体的生死衰亡和人类的不断延续得以实现的。康德在这里揭示了个体与类的辩证矛盾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如果大自然仅仅给他规定了一个短暂的生命期限（就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那么理性就需要有一系列也许是无法估计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得把自己的启蒙留传给后一个世代，才能使得它在我们人类身上的萌芽，最后发挥到充分与它的目标相称的那种发展阶段。”[13]康德认为，这样一个目标至少应在人类观念里成为他们努力加以争取的目标，否则的话，人类的自然秉赋就会失去它们的基本宗旨而成为徒劳无功的事情。这样就不仅取消了任何有意义的实践原则，而且大自然也会因为失去合目的性原则而与人类进行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但康德的历史理性却在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们：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历程，这一进程的矛盾和悖论是通过类与个体的矛盾的历史的辩证法得到解决、实现和完成的。

康德进一步认为，大自然通由人类的理性而非本能，来实现唯有人类才可能享有的基于理性规律而非机械规则之上的美满与幸福。在“命题三”中，康德对自然计划、理性与目的性的关系作了阐述：“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而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它的幸福或美满。”[14]在康德看来，大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类的自然秉赋通过使用人的理性充分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使人类超越自己的本能而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去获得美满或幸福。在康德看来，“大自然绝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绝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她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这就已经是对他所布置的目标的最明显不过的宣示了”，因此“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所教诲着的；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15]。人类的衣食住行、安全与防御、创造生活的快乐、见识和智慧、善良意志等等，全部是人类自身的作品和成就，但对于人类生活的进程来说，却“有一长串的艰辛困苦在等待着人类”，因为大自然“根本就不曾做任何的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安乐，反倒是要使他们努力向前奋斗，以便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使他们自己配得上生命与福址”[16]。康德用大量的文字和笔墨，一再清醒而自觉地表达了他的历史目的论的历史理念。

但有意思的是，康德在这里常常用感性、形象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冷静、理性的历史意识：“这种情形永远都是令人惊异的：已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在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的一个阶段，使之能够藉以把大自然所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惟有到了最后的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们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种幸福。”[17]康德把这种一代又一代为那一伟大的历史目标而奋斗而牺牲的过程，解读为以个体的痛苦、牺牲和死亡而成就物种、成就类的“神秘”而又“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18]

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声。黑格尔历史哲学语境中关于“理性的诡计”的伟大论断，关于自由原则之实现过程的历史辩证法，在康德这里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3.大自然发展人类秉赋的手段和途径：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

康德进而通过“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历史的辩证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这一个体与类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在“命题四”中，康德清楚明白地向我们阐述了，大自然把人类的秉赋发挥出来的手段和限度的历史法则：“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19]大自然把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这种对抗性置入到人类社会中，将人类的艰辛劳作和痛苦不幸作为人类趋向完善的基本动力。康德认为，这种对抗性是人类既要进入社会与又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彻始终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从而使自己的自然秉赋得到发展的倾向，然而他同时又具有要求自己孤立化的强大倾向。人的这种按照自己的意愿摆布一切的非社会性的本性，必然会处处遇到阻力，而“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辨别道德的自然秉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成一个道德的整体”[20]。因此，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对抗状态，就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必然的规律，而且是历史朝着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的目标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康德充分认识到人们对私欲和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历史进步的真正杠杆就建立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和纷争之中：“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每个人当其私欲横流时都必然会遇到的那种阻力就是从这里面产生的，——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人类若是也像他们所牧畜的羊群那样温驯，就难以给自己的生存创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价值来了；他们便会填补不起来造化作为有理性的大自然为他们的目的而留下来的空白。”[21]因此，康德热情讴歌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非社会性的社会性所具有的、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那种对抗性的人性，从而清醒、鲜明、坚定、无情地展示了历史之二律背反、之深刻矛盾的辩证性质：“让我们感谢大自然能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着和睦一致，但是大自然却更懂得是什么东西才会对他们这个物种有好处；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惬意；但是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摆脱这种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之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22]

康德在社会历史的必然进程面前没有采取那种伤感主义、浪漫主义的态度，而是保持了极其清醒冷静的理性主义的矛盾发展现。康德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是大自然成就人类历史目标、达到历史目的的必然历程：“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秉赋更进一步的发展——便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是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23]人类历史的进程由于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对抗性矛盾法则，决定了它始终伴随着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冲突；个体生命的艰辛、痛苦和牺牲与人类历史的收获、进步、目的之间的相互交织，就塑造了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

正因为康德给予纷争和对抗、占有欲和统治欲等自然情欲对推动人类历史的巨大作用以高度的评价，他才那么心安理得地以极度清醒冷静的、简直有点残酷的理性主义态度颂扬战争：“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民族所承担的最大灾难就是被卷入战争，并且的确与其说是由于现实的或已有的战争，倒不如说是由于对未来战争的永不松懈的、甚至是不断增长着的准备。……然而，假如不是这种经常恐惧着的战争其本身就在胁迫着国家首长不得不尊重人道的话；那么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文化，会不会出现这种共同体中各行各界为了他们福利的互相需要而形成的紧密联系，会不会出现这种人民，乃至于出现尽管是在异常束缚人的法律之下却仍然残留着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呢？我们只消看一看中国；中国由于它的位置大概是只须害怕某种无从预见的突袭而无须害怕什么强大的敌人，因此在它那里自由就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了。”[24]康德并非看不到战争给文明社会的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损害，但辩证、理性的历史理念和追求自由的坚定信念，又仍然顽强地敦促着康德去肯定以至于欣赏战争作为历史推动力量、作为走向自由人的目的王国的基本意义。康德对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历史所持有的基本观念就在于，为了自由之得到保障，防止和制约专制与暴政，大自然就常常会不惜借助于战争来推进人类历史的前进。

总之，康德历史理念的基本点就在于：把大自然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辩证统一在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中。大自然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使人类的自然秉赋通过合目的性法则而充分实现出来，这种实现所借以进行的根本手段和基本工具就是人的理性的运用，并以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获得充分发展并最终实现为基本目标。自由与必然矛盾的解决或调和，即走向自由王国的伟大历程，在康德那里实际上表现在一系列无穷无尽的艰辛劳作、痛苦纷争以至于战争状态的历史发展中。

在康德的矛盾的辩证的历史理念中，我们已经倾听到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念的先声，已经辨识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地平线上那生动、坚强、有力的世界精神之“理性的诡计”的历史观念的曙光。

[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612页；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2]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7—348页。康德的宗教哲学与政治—历史哲学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联：“对于‘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康德的宗教哲学是通过建立一种以道德性为目的的普遍理性的宗教来回答的。在他看来，这种希望是关于我们的内在自由的希望，伦理共同体是这种希望的体现。然而，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第一次论及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康德曾写道：‘……没有政治共同体作为基础，伦理共同体就根本不能为人们所实现……’康德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了他本人对于希望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希望或期待。……伦理共同体仅仅体现了某种内在自由的希望，……或者可以说，宗教哲学只是解决了关涉我们的内在自由的某种希望的问题，而我们的外在自由的希望的问题却尚未解决，正是这个外在自由的希望问题可以将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原则上联结起来。这样一种关涉我们外在自由希望的问题，也正是康德的历史哲学要处理的问题。”（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3页）

[3]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48页。黑体为引者加。

[4] 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林晖、徐英瑾：《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5页。

[5]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7]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

[8] 邓晓芒先生不同意把“历史规律”这一概念用于阐释和表达康德历史哲学：“借助于权利概念，我们就可以从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各自感性的癖好而相互冲突对抗的经验现象出发，通过‘猜测’、‘假设’或‘类比’去对人类历史的整个未来作出‘不断改善’的乐观的‘预言’；但这种做法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和掌握历史规律，而是为了使人逐步觉悟和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本性和自由本体。显然，这种预言完全是一种自然目的论的反思判断力的结果，它不是指向外部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规律的，而只是借用自然界中仿佛冥冥中有某种‘天意’这种现象，而使人们反思到自身道德素质的一种入门和预备而已。”（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7—188页）“权利对道德的回归不是通过其外在的社会政治效果，而是通过人们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时由那种粗野的、未经教化的自由**逐渐趋向于普遍的道德情感所形成的‘道德史’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康德看来，人类真正的进步就只能是在道德情感上的进步，权利概念只是代表内在的道德而在外在的社会历史中为人们树立的一个追求目标而已。”（同上书，第189—190页）由此看来，尽管理性、自由与法治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共同追求，但在道德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上，康德与黑格尔存在着重大差异：康德是让历史从属于道德，而黑格尔则是让道德从属于历史。

[9] “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权利关系的这种让步当然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的某种暗示和类比；然而，这种限定掩藏不住自由概念一旦落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必然具有历史主义的内容这一理论趋势，从中我们似乎隐约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关于人类社会在现实冲突中体现出‘理性的狡计’、关于人的恶劣的情欲是社会历史向更高的善发展进化的动力等等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4页。黑体为引者加）

[10]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1]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页。由此可见，理性是理解康德的大自然（自然计划、自然意图）概念、从而是理解康德目的论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12]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3]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

[14]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5]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黑体为引者加。康德通过大自然、目的、理性与意志自由这几个核心概念，构架了他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基本骨架，表达了他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内在灵魂和价值追求。

[16]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17]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页。

[18] 与何兆武（还有李泽厚、黄裕生等）先生从历史规律出发不同，邓晓芒先生从道德高于历史的“道德史”的角度来阐释康德的历史哲学，强调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才提出了“历史理性”的概念：“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种种权利关系的这种容纳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的某种暗示和类比，而在客观上，若从思辨的即科学知识的立场看，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偶然的，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倒退到史前的野蛮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变的‘历史规律’。所以只有假定一种‘自然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类和自然的历史作一种有意义的描述。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说，康德的思想已经孕育着黑格尔关于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关于人类社会在现实冲突中体现出‘理性的狡计’、关于人的恶劣的情欲是社会历史向更高的善发展进化的动力等等思想。但毕竟，我们不应当将康德‘拔高’到黑格尔的层次……只有黑格尔，而不是康德，才真正建立起了一种‘历史理性’。”（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0页）因此邓晓芒先生不同意何兆武先生以“《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来命名晚年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而赞同李明辉先生的《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的译名。这是颇值得关注、亦很有意义的一个商榷、对话和争论。

[19]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1]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

[22]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

[23]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

[24] 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因此战争又常常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手段：“在人类目前所处的文化阶段里，战争乃是带动文化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同上书，第78页）康德在这里把战争与人道、自由内在地贯通在一起加以考察，凸显了一个伟大历史辩证法大师所具有的非凡智慧和历史意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自由，几乎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一致的共同的判断，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由的原因的解释上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