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

辩证法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不仅是指向形式逻辑和经验常识的，而且是指向科学的。它在对科学的前提批判中，更为深刻地揭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批判本性。

（一）科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

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

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以改造世界的活动。

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区别于对世界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常识的和哲学的把握，是人类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概念体系去构筑科学的世界图景的方式。

科学作为理性和进步的事业，它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概念系统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过程。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编织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范畴之网，构成了愈来愈深刻的科学世界图景，也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愈来愈坚实的阶梯和支撑点。科学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它已把人类的思维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19]。

科学本身是对常识的超越。它不满足于对经验的常识性描述，而要求探寻经验对象的根据、本质和规律，并形成解释经验对象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即有组织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科学不仅是解释，也是预见。它依据自己关于对象的规律性认识，逻辑地推论对象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现象的产生。

科学所回答的问题，可以分为“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大方面，即陈述关于世界的各种本质性的和规律性的认识，并以这些认识成果为基础而规范人们在各个不同领域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

科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它要求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

科学并不是某种超出人类活动的自我存在的实体，恰恰相反，科学就是人类的科学活动及其结果即科学理论。在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活动中，科学家们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为“前提”，而形成其关于世界“是什么”的各种知识和“怎么办”的行为规范。但是，科学自身并不去反省这些“前提”，也不去追问诸如思维为何能够表达存在、思维所表达的存在是不是自在的存在、思想的客观性如何检验与证明、概念的运动怎样反映存在的运动、思维主体的知情意在反映存在的过程中如何统一、科学的发展怎样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科学是把这些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当作无须反省和解释的东西而隐含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之中。

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学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建筑物”。因而，人们往往把科学看作一种纯粹“客观的”、“中性的”、“确定的”东西。似乎科学活动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似乎科学活动所凭借的观察和实验与观察和实验的主体无关，似乎科学理论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具有终极存在的性质。因此，人们在对待科学的时候，在把科学理论作为推理前提的时候，往往“忘记”了科学也是人类的历史性活动，“忘记”了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中所隐含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忘记”了科学自身的历史性。

显然，这里所使用的“忘记”一词，指的是批判意识的匮乏。辩证法对科学的前提批判，就是要揭示隐含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之中的“前提”，凸显这些“前提”的内在矛盾，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用新的理论去重新理解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变革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实现科学以及哲学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

（二）科学的常识批判和自我批判

科学与常识不同，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科学批判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是经验常识批判，二是科学自我批判。

科学形成于经验常识批判。它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以理性抽象的形式构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科学解释，说明或反驳经验常识，从而以科学概念取代常识概念、以科学原理取代常识信念，把形式逻辑推理的常识前提转换为科学前提。

知识的本质是对普遍性的寻求。常识作为知识，它是从个体经验中积淀出的共同经验。这种共同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性，只是经验的普遍性或普遍性的经验，而不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普遍性原理。这种共同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性，只是经验共同体的日常活动模式，而不是关于这种活动模式的理论解释。最初的科学萌芽，则在于要求超越共同经验而获得对共同经验的解释，超越日常活动模式而形成说明这种模式的根据。这种要求的产物，就是把主要的东西同次要的东西区别开来，把有关系的东西同无关系的东西区别开来，把多样性的存在归结为单一性的存在，从而形成对共同经验的“概括”。这种“概括”出来的东西，就是作为解释性原理而存在的萌芽状态的科学知识。

解释性原理作为思维“抽象”、“概括”的产物，具有不可避免的“超验性”。这种超验的解释性原理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本质规定的理论表达，它表现为各种特殊的科学概念的逻辑体系，并表现为运用和操作这些特殊的概念系统的科学思维方式。

科学概念的逻辑体系，是以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的概念框架来理解、描述和操作研究对象，并使这些符号系统本身成为自我理解的对象。在科学概念的逻辑体系中，虽然也使用诸如上下、大小、内外、强弱、冷热、快慢、高低、因果、时空、运动、发展、价值等各种常识概念，但是，它们作为特殊的科学概念框架中的概念，已经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特殊的规定性，与常识所理解的这些概念往往是大相径庭的。科学改造了常识，科学超越了常识。

科学形成于常识批判，而科学的发展则表现为科学的自我批判。

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能够对原有的科学理论做出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二是新的科学理论应该具有论域的超越性，即能够提出和回答原有的科学理论所没有提出或没有解决的问题。前者属于原有逻辑层次上的理论的延伸、拓宽和深化，后者则要求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与此相对应，科学的自我批判也具有两个基本层次。

任何一门科学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当代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所说的两类问题：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所谓经验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不一致、理论与经验的冲突问题。所谓概念问题，一是指理论内部出现的矛盾或基本概念的含混不清即“内部概念问题”，二是指某一理论与另一理论或另一种基本信念的相互冲突即“外部概念问题”。

在发生经验问题或概念问题的时候，科学的自我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对于经验问题，科学或是批判地检讨和修正既有理论以适应新发现的事实，或是批判地考察和解释新的事实以适应既有的理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两方面又往往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从而达到既有理论的拓宽或深化。对于概念问题，科学或是通过调整和澄清原有的概念系统使之具有更强的逻辑自洽性，或是通过“科学范式”、“研究纲领”的转换而构成新的层次上的科学理论。

拓宽、深化既有理论，使既有理论增强逻辑的自洽性，这些属于科学自我批判的第一个层次。“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转换，则属于科学自我批判的第二个层次。它所引起的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

在科学发展史上，科学的自我批判不仅包括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对个别或部分概念、命题和原理的修正，而且包括伊姆雷·拉卡托斯所说的对“理论硬核”的修正。拉卡托斯提出，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是由方法论的规则组成的。这些方法论规则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规则是把研究所应避免的途径告诉人们，这就是所谓反面启发法；其他的规则又把研究所应遵循的途径告诉人们，这就是所谓正面启发法。纲领的反面启发法，最主要的就是关于不得摈弃或修正该纲领所依据的基本假定——“理论硬核”——的规定。所谓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就是这个研究纲领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由许多的辅助性假说和初始条件作为“保护带”而加以保护。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理论硬核”是关于地球和其他行星沿着轨道环绕静止的太阳运行，牛顿物理学的“理论硬核”是他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借用拉卡托斯关于“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区分，我们对两个层次的科学自我批判可以做这样的界说：如果科学的自我批判只是指向作为“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说”，那么，就仍然是以既有的“研究纲领”去思考问题和进行科学研究，还没有实现科学研究中的逻辑层次的跃迁，因而属于科学自我批判的第一个层次；如果科学的自我批判指向并修正了“理论硬核”，那么，就构成了“研究纲领”的转换，实现了科学研究中的逻辑层次的跃迁，它属于科学自我批判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的科学自我批判是对既有理论的逻辑前提的批判与变革，它具有科学革命的性质。

科学对既有理论逻辑前提的批判，就是对占有统治地位的或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的挑战。在科学发展史上，日心说之于地心说，进化论之于创生论，非欧几何之于欧氏几何，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之于经典物理学，剩余价值学说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于空想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之于唯心史观，都可以说是对“公理”的挑战，并以新的“公理”取代旧的“公理”（包括把旧公理作为新公理的特例而容含于新公理之中，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把经典物理学视为描述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特例）。正因如此，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知识内容的增长，而且是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

科学对逻辑前提的自我批判，以及由此而实现的“公理”转换，是科学的划时代变革的实质内容。它要求人们变革原有的理论思维方式，变革哲学的原有理论形态。因此恩格斯提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0]。

但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是，科学的自我批判和科学的划时代发展，并不能直接地从哲学层面上引起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哲学理论形态的转换。要实现这种变革和转换，还必须经过对科学前提的辩证法批判。

科学自身的逻辑前提批判，是以新的科学逻辑前提取代旧的科学逻辑前提，而不是对逻辑前提“本身”的反省；科学在自我前提批判中，它所关注的是实现逻辑前提的转换，而不是关注实现逻辑前提转换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就是说，科学自我批判所指向的“前提”，仍然是作为具体科学理论或具体知识内容的前提，而不是思维何以能够与存在相统一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与此相反，辩证法对科学的前提批判，则是对蕴含于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和科学批判之中的理论思维前提的反思。它特别地关注并致力于揭示科学自我批判中所隐含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革与转换，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通过这种对科学自我批判的批判，辩证法在哲学世界观的层次上概括出自己时代的科学精神及其内蕴的理论思维方式，并从而变革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三）辩证法对科学的前提批判

辩证法对科学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主要是通过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第一方面是总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第二方面是沟通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及其成果。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方面。

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恩格斯提出这样的看法：“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21]恩格斯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研究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22]。针对这种状况，恩格斯又提出，“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达到辩证思维的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3]。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就是指的“辩证哲学”。而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就是以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为基础，去揭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科学理论成果中的诸种前提，包括那些被科学家们当作“全新的智慧”的“早已在哲学史上被废弃了的命题”。

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是思维向客体无限地接近和逼迫的历史，是思维所编织的概念、范畴之网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的历史，是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日益增强的历史。它包含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认识成分，它凝聚着人类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它积淀着思维向客体接近的规律和方法，它蕴含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表现为科学的诸种前提——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历史性转换。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就是把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作为对科学进行前提批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去批判地审度蕴含于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之中的诸种前提。

科学史表明，科学的发展总是表现为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某门学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总是突出了人类用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某种认识成分。它的璀璨夺目的光芒，使得其他认识成分（部分、方面、环节、特征）在特定的时期内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由此而引发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吸引其他各门学科都试图运用这种认识成分（以及它所蕴含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等）去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反省自己的理论成果，以求得本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其次是吸引哲学家也试图运用这种被各门学科普遍使用的认识成分去重新审度已有的哲学理论，并进而重构关于理论思维前提的哲学概念框架；最后，则是由于世界观理论的变革而导致整个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

对此，美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在18世纪牛顿物理学胜利的时代，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和达尔文的生物学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至那一世界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24]怀特的描述，不仅会使我们想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和达尔文的生物学”），以及19世纪末的生命哲学和意志哲学（“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而且会使我们想到黑格尔对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批评（他批评他们试图用数学方法来改进哲学是“找错了路子”），也会使我们更为直接地想到20世纪以来的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自组织理论等所引起的对各门科学以及哲学的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

但是，正如“思维的历史”所表明的，这种由科学的重大发现凸现出来的认识成分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对于哲学来说，可能引起正或负的两种不同效应：如果哲学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为基础，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反思这种科学成果，揭示和阐发它所蕴含的变革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哲学意义，就会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认识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如果哲学未加反思地、片面地夸大这种由于科学的重大发现而凸现出来的认识成分，并从这个被片面夸大了的认识成分出发去构筑世界观理论体系，就会“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25]，这种哲学就成为唯心主义哲学。这后一种情况，在哲学史上和在当代哲学中都是屡见不鲜的。

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是把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成分转化为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审度这些认识成分，并把它们置于人类思维历史地扩展和深化的范畴之网中。辩证法理论运用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地扩展和深化的范畴之网，展现人类已经形成的认识系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辩证联系和辩证发展，从而为批判地考察这种新的认识成分提供一个坚实的、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的哲学概念框架。这样，科学重大发现所提供的认识成分，就不是作为一个被片面夸大了的认识成分而存在，而是构成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具体环节。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方面，即沟通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及其成果，以实现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

科学作为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它不是某种与人类的其他活动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与人类的整个文明程度相分离的独立自在的进程。因此，科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它内含着两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一，科学是人类整个文明的结晶，它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各种方式（诸如常识的、经验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哲学的等方式）是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的；其二，在科学理论的深层结构中，蕴含着种种经验的、幻想的、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信仰的前提。

辩证法对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即它不是仅仅与科学具有“单向”关系，而是与整个文化具有“多向”关系。它的批判对象包括艺术、宗教、伦理、语言、历史以及科学等在内的全部文化现象。它从文化现象的整体关系中去批判地考察科学的前提，因而能够不断深入地揭示蕴含于科学理论深层结构中的种种前提。

当代著名的美学家苏珊·朗格曾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下面，我不惜笔墨地把她自己的回答抄录如下，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的理解。

“一个哲学问题必然会涉及我们所探求的事物的含义，因此，它与那些仅涉及事实的科学问题是很不相同的。在提出一个涉及事实的科学问题时，我们当然明白我们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说的这件事实是什么。举例说，如果有人问道：‘太阳离我们这儿有多远？’我们就会作出有关这件事实的回答：‘太阳离我们90亿哩。’当我们作出这样的回答时，我们自然知道‘太阳’、‘哩’、‘离这儿多远’等词句的含义；即使我们的回答是错误的……我们仍然知道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运用了量度单位，并找到了自以为是符合事实的答案。但是，假如有人提出下述问题，如‘什么是空间？’‘这儿’是什么意思？‘从这儿到某地之间的“距离”的含义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就不能通过度量、试验值或通过其他方式发现的事实去回答。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对我们所指的东西进行思考所得的结果去回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感到自己对这些词的含义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甚至还时常把某些含义模糊的词相互混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每当我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的时候（即每当我们想搞清楚它们的含义时），就会发现，它们不是矛盾百出，就是荒诞离奇或毫无意义。因此，对它们进行逻辑分析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求助于哲学中那一最难懂然而又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即那一不能仅通过某种法则就能学会的部分——逻辑构成部分。换言之，我们必须对自己陈述的含义作出判定和解释，并由此找到一种能够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那些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说，除非我们能够赋于诸如‘距离’、‘点’、‘空间’、‘速度’以及其他一些为我们所熟知的然而又对此感到十分模糊的词语以某些含义，否则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确定这样一些基本含义的工作是由哲学承当的，因此，现代科学中的哲学应当是我们时代中最为辉煌的脑力劳动之一。”[26]

作为美学家，苏珊·朗格还具体地提出，“在艺术哲学中，最为关键和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时常为人们所争论的有关‘创造’的含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说艺术家‘创造’了一件艺术品？画家们创造不出油彩和画布，音乐家创造不出震颤的乐音结构，诗人创造不出词语，舞蹈家也创造不出身体和身体的动态。……然而，当我们提及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却真心实意地称它是一种‘创造物’。由此便自然地引出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创造’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探究下去，它就会引起一连串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比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创造了什么？他创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等等。要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艺术哲学中所有最重要的概念，如幻象或想象、表现、情感、动机、转化等等”[27]。

如果模仿苏珊·朗格的提问方式，我们同样可以问道：“发现”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发现”了什么？他“发现”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怎样“发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回答说：“发现”就是“认识到了”；科学家“发现”的是事物的“规律”；他“发现”“规律”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或造福人类；他是通过观察、实验和科学抽象“发现”“规律”的。那么，这就必然会引发出一系列的柏拉图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笛卡尔式的、休谟式的、康德式的、黑格尔式的，乃至波普尔式的、库恩式的、皮亚杰式的问题：科学家发现的是“理念世界”吗？一般与个别是何关系？世界是我思的结果吗？规律是一种因果联想吗？人的认识何以可能？思维与存在是自在统一的吗？科学是猜测性的假说吗？科学发展是信念的转换吗？认识是同化与顺应的统一吗？

很明显，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并不是一般地把科学理论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科学家也总是把已有的科学理论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揭露已有的科学理论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科学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而是从世界观层面向反思对象提出问题。这种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包括：在科学理论中蕴含着怎样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它从何种角度推进了人类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解？它怎样变革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表达着怎样的时代精神？

（四）范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对于我们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及其对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切实地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才能真正实现对科学的前提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光辉的典范。

作为对比，我先引证恩格斯的一段论述，这就是他对“官方的黑格尔学派”的批判。

恩格斯说：“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28]

与此相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去批判地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前提，使人们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事实。恩格斯说：“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29]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形成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是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的光辉典范和巨大成果。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中，在《资本论》的序和跋中，以及在《哲学的贫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论述中，马克思反复地强调，他是运用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所运用的辩证法首先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批判。马克思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是“把人变成帽子”，即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而他的理论出发点则在于“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他致力于揭示商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劳动的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内在矛盾，以及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货币与资本等一系列矛盾，从而创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并使关于历史的理论变成了科学。

很明显，马克思所理解和所运用的辩证法，不仅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是指向理论思维的前提的。正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所以他才能够揭示出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正因为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去批判考察理论思维的前提，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具有哲学意义，才能够从这种批判中产生出历史唯物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辩证法的前提批判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马克思是从考察人们每天都与之打交道的最平常的商品交换现象出发的，也就是从考察人们习以为常、不加思考的商品概念出发的。这表现了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科学与常识的相互观照中来实现辩证法的前提批判。

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最根深蒂固和最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不是那些高度专业化和高度精确化的科学概念，而是那些在我们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常识概念。科学家研究抽象世界的某些特征，并运用某些高度专业化的概念去表述这些特征的时候，也必须使用诸如形状、颜色、大小、内外、快慢、多少、因果、好坏、真假、美丑等表达普通思维的普通概念。即使这些概念在严峻的科学批判中发展到与常识概念大相径庭，甚至不相容的程度，科学家也仍然带着常识的影响，并以常识概念框架作为科学理解的必要前提；即使科学家通过创造严格形式化的科学语言（如数学语言）来描述科学理解的世界，也不得不讲述人类共同的自然语言，并把人们在普通语言和常识理解中所表示的世界与科学对话中的非常识理解中的世界联系起来。这表明，作为常识概念的一般框架是构成科学概念的特殊框架的基础。辩证法的科学前提批判，在于它的批判不是停留在对科学概念框架的分析上，而是深入科学概念框架与常识概念框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从而揭示科学前提的内在矛盾性。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马克思把那些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初始概念”作为科学前提批判的出发点。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其中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表现为一个概念逻辑体系。在每个概念逻辑体系中，各个概念和命题都不是孤立理解的零星碎片，而是构成彼此联系的概念网络，并在这种概念网络中得到相互规定和相互理解。而这种概念网络中的每一概念和每一命题之所以能够相互规定和相互理解，则在于它总是以少数不予定义的概念和不予讨论的命题作为逻辑体系展开的出发点。这些不予定义的概念称作“初始概念”，这些不予讨论的命题称作“初始命题”。“初始概念”和“初始命题”作为该种理论的“公设”或“公理”而构成该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因此，只有把那些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初始概念”或“初始命题”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才能真正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并从而变革整个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是从论述商品的二重性以及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开始的。在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劳动”的论述中，并不是把这两个作为“初始概念”的基本范畴当作既予的、给定的东西，而是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进行考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劳动”这个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批判性考察。“劳动”似乎是一个既古老又简单的范畴。但是，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上从“劳动一般”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就是“现代的范畴”。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完全客观的东西，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转到“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重农学派则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各种特殊劳动的规定性，而把劳动当作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30]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理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深刻地阐发了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说：“商品原来对我们表现为一个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后又明白了，劳动在它表现为价值的限度之内，不会再有它作为使用价值创造要素时所有的那些特征。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指出的。”[31]

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变革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资本论》对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全部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批判性考察，并在这种批判性考察中给予了科学的规定。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典范，也是所有科学前提批判的典范，是体现辩证法批判本性的典范。正是在《资本论》的跋文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来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

辩证法的批判，不仅仅是指向形式逻辑、常识和科学，而且更为深刻地指向哲学自身。这就是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1—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宁全集》第55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 《列宁全集》第55卷，77页。

[6] 《列宁全集》第55卷，215页。

[7] 《列宁全集》第55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宁全集》第55卷，307、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1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宁全集》第55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3] 《列宁全集》第55卷，217页。

[14] 《列宁全集》第55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0—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列宁选集》第2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6页。

[24] [美]怀特：《分析的时代》，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5] 《列宁全集》第55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6]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7]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资本论》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