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拟科学的哲学进路[1]

既然超越于具体哲学之上的元哲学并不存在，而且每一种哲学都有反思科学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那么在思想史上究竟有多少这种具体的哲学理论对科学做过有价值的反思？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通过他的理性沉思去展示他那个时代的深层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的理论框架。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基本矛盾，而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哲学家以概念和范畴的思想形式来把握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本矛盾在人类精神层次中的冲突。人类历史的基本矛盾在不断演化，哲学就不会常驻。

如果以20世纪为界，人类历史的基本矛盾经历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哥白尼革命”。在此之前，人与自然界的冲突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生死搏斗中，人类需要解释外在世界并以此改造外在世界，于是，实证科学逐渐占据了历史意识或时代精神的中心地位。因此，以“爱智慧”为己任的哲学孕育科学、参与科学、规范科学、追求科学。把哲学科学化（指以科学为模式去建构哲学体系并像科学家那样从事哲学活动）激励了从泰勒到黑格尔的2000多年的哲学探索。

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当科学变成了异己的存在物的时候，当人对外在世界的统治反过来支配人类自身的时候，甚至当人类自身也被对象化的时候，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冲突演化为人与人的内在冲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哲学还有必要是科学吗？哲学还应该是科学吗？哲学还可能是科学吗？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哲学）是一种拟科学的学问或称世界观的学问，那么，现代哲学是什么？也就是说，现代精神的精华是什么？

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人与自然界便处于既对立又同一的矛盾冲突之中。在远古时代，人类认识尚未分化成各门独立的学科，哲学与科学都交织在“爱智慧”混沌状态之中。最早的“智慧”既是哲学也是科学，最早的知识体系既是哲学命题系统也是科学命题系统。在这一知识体系中哲学与科学几乎具有相同的认识对象、思想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特征。例如，泰勒斯的“万物本原于水”的判断，既是最早的本体论命题，同时也是最早的宇宙论、进化论、物质结构理论等科学命题。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兼容哲学与科学于一身。因此，最早的哲学也就是最早的科学。这说明，在人类认识之始，哲学与科学具有相同的使命：说明世界之谜。

“爱智慧”的深化使哲学与科学在同一的知识母体中分化出来。思想家们对哲学与科学作了这样的分工：科学集中于解释经验现象间的联系，而哲学则侧重于追问经验现象背后的本原或本体。亚里斯多德这样界定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2]这就是说，哲学是本体之学、明因之学，而科学则是属性之学、现象之学。较之泰勒斯等最古老时代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探索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首先，亚里斯多德看到了哲学与科学的差异，促进了哲学与科学的分化，从而使哲学和科学成为各自独立的学说；其次，亚里斯多德看到了哲学对科学在认识活动中的优先性，察觉到了哲学对人类认识本身的关注。但是，这种划界的消极意义也同样是划时代的。其一，亚里斯多德断言科学只限于现象而不能达到本体；其二，他同时又断言只有哲学才能达到关于本体的认识。亚里斯多德的这种划界对人类认识影响至深，以至于现在仍有人持这种观念，有些哲学家仍把哲学看成是探索世界本体的学说，即把哲学当成世界观，更可悲的是，有些科学家也认为科学不能逾越经验现象之雷池，否则便会误入形而上学。实际上，亚里斯多德的这种观念是一种“合理的偏见”，它抬高了哲学却贬低了科学，这既是对哲学的误解也是对科学的误解。就科学而言，即使在亚里斯多德时代，科学不仅能解释世界的现象，而且能探索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哲学而言，从泰勒斯起，哲学家就企求对客观世界的本体作出最终的解答，但至今尚无成功者，无一种哲学世界观敢断言超越了科学世界观。因此，亚里斯多德的两个教条——科学不能追问世界本体与哲学能够追问世界本体——都值得怀疑。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因其自身的巨大进步而突破了亚里斯多德的两个教条。牛顿写道：“（1）我们应承认，自然物的原因不过是那些既是真的又足以解释它们的现象的原因。（2）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同样的自然结果用同样的原因去说明。（3）物体的有些性质，既不允许夸大也不允许缩小，并且我们发现它们属于我们实验所及范围内的一切物体，那么这些性质就应视为无论什么物体都具有的普遍性质。”[3]这说明，科学不仅能解释现象间的联系，而且能够超越这些现象去说明“自然物的原因”以及“物体都具有的普遍性质”。这样，亚里斯多德关于科学不能认识本体的教条就被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所攻破：科学完全有能力追问世界的本体，科学有能力解决过去是由哲学来解决的哲学本体问题，这或许是牛顿把他的力学体系称之为自然哲学的原因。

牛顿力学的成功把哲学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既然科学具有认识世界本体的能力，那么，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尚有哲学存在的余地，哲学的使命又是什么？经过近代哲学家的探索，特别是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思想实践，哲学逐渐放弃了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追问，转而思考“如何认识世界”这一认识论问题。“作为哲学，它决不能同数学相比，尽管它有它全部的可靠性。因此，对这两种科学之需要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外一种科学——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但是如果仅仅就形而上学本身来说，它又是辩证的、虚假的……这样，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及一切方法。”[4]“我之所谓批判……泛指所谓理性能力而言。”[5]“当理性应用于现象之客观的综合时，则情形大异。盖在此领域中，不问其如何努力建立其不受条件制限之统一原理，且既有伟大（虽属幻相）成就之表面现象，亦立即陷入其所不得不陷入之矛盾中（在此宇宙领域中），以终止其任何此中僭妄之主张。”[6]这就是说，人类理性在追问世界本体问题时即陷入背反之中，世界本体或许存在但不能被理性所把握。至此，亚里斯多德的第二个教条——哲学能够认识世界本体——被证伪了。

这样，牛顿和康德对人类认识重新进行了分工：科学去认识世界（既认识世界之现象也认识世界之本体），哲学则退出认识世界之路，专司理性批判之职。如果说康德和牛顿从正反两个方面否定了哲学的世界观意义，那么，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为原本重新恢复哲学对科学的优先地位以及哲学的世界观本性。“思辨科学与别的科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样的：思辨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哲学和科学的区别乃在于范畴的变换。”[7]这样，黑格尔先用他的理念范畴对经验科学进行了一次重建，然后再把这种被重建了的经验科学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之中，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充满了辩证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黑格尔的这种探索是一个复归，是向哲学与科学共存在于同一知识母体的古代认识的返祖。

现代哲学分三条思路展开，但每一条思路都是以哲学的非科学化为其逻辑起点的。

第一条思路：马克思主义崇尚科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8]。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在科学的优先空间里，“尽管他（指马克思）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9]。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体系，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哲学观不是建立在科学观上而是建立在历史观上。

第二条思路：人本主义也坚信哲学对科学的超越意义以及哲学与科学的严格区分。柏格森认为：“实证科学所固有的活动就是分析。因此，它首先是用符号来进行研究……如果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不用任何辞句、任何转述或象征性的表述，直接把握实在——那么，这就是形而上学。因此形而上学乃是要求不用符号的科学。”[10]海德格尔更为深刻地指出，科学研究所指向的是外在世界，但是，科学研究是由人来承担的，而人首先是“众多在者中的一个在者”，从事科学研究“就是一个叫作人的在者进入在者整体，而且在这一进入时，并通过这一进入，在者就在其所是的情况以及如何是的情况中动作起来” [11]。这说明，人本主义不是从科学出发去理解人及世界，而是从人和世界的角度去审视科学，超越于科学。

第三条思路：表面看来，科学主义似乎倡导一种所谓的科学哲学。实际上，科学哲学所追求的不是哲学的科学化，而是用科学去取代哲学，使哲学变成一种科学的分析技术。维特根斯坦说得很清楚：“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但哲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哲学’一词应该表示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东西，但不是同它并列的东西。）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12]卡尔纳普也认为：“哲学就是从逻辑的观点研究科学。哲学就是科学的逻辑，就是对科学及应用科学的概念、命题、证据及理论体系进行逻辑分析。”[13]

纵观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我们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哲学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做了一个长长的科学之梦，它幻想要像实证科学那样地去建构世界并同时建构其自身。但是，它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实证科学在说明世界问题上的巨大成功迫使哲学放弃建构世界观的科学理想；二是由于哲学本身在解释世界问题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逻辑困境。因此，哲学不是科学，只是拟科学的，即曾经是科学的或曾经是追求科学的。第二，科学完全有能力认识世界，科学不仅能认识世界的现象，而且也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因此，哲学不应该是世界观，哲学不可能是世界观，哲学没有必要是世界观。解释外在世界是实证科学的使命，哲学的目的不在于科学，既不在于科学的方法也不在于科学的体系，而在于超越科学。哲学有完全不同于科学的目的、对象、方法、性质、特点、判据。哲学不必拟科学，哲学在科学之外而不在科学之中。

[1] 参见安维复：《哲学观的嬗变：从拟科学到拟价值》，《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

[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56页。

[3] Isaac Newton：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Cambridge，U.K.，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729/1864，Vol.2：547.

[4]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103、160～161页。

[5]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第3页。

[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第3页。

[7]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49页。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41页。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72～373页。

[10] 洪谦编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137页。

[11] 洪谦编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344页。

[12]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44页。

[13] R.Carnap：“On the Character of Philosophic Problems”，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3：Volume 51，Number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