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科学与哲学的观念共同体

科学哲学史研究为我们重新思考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根据Ernan McMullin的梳理，“科学哲学”一词所说的“哲学”这个术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五层含义：“其一，关于事物的终极原因；其二，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或‘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或‘经验内核’（core-of-experience）所依据之证据的直接有效性（the immediate availability）；其三，人类诉求的概括（the generality of the claims it makes）；其四，它的思辨色彩，与难以证明相关联，特别难以被任何经验证据所证明；其五，它是‘二阶’（second-level）的，其实质就是它总是与一阶（first-level）的具体科学相关联，而不是直接面对世界。”[1]其实，这五个哲学定义就是我们理解哲学本身的五个特征或五个环节：它追求事物的终极原因；这种终极原因作为人类思想的前提；这种前提其实就是人类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来自于思辨方法而非分析方法，这种思辨并不是直接面对世界的玄想，而是通过科学知识并以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推演人的价值追求。所谓哲学就是对实证知识的反思与超越，也就是从实证科学中探索属人世界。一般而论，具体科学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哲学品位的高低，例如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水平和他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水平和他的理性怀疑主义，维也纳学派的数学能力和逻辑分析方法等。如果对中国哲学诸派的科学基础及其与之相关的哲学品位进行一番考察，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哲学研究事业是有所补益的。

科学哲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更有诸多流派，科学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流派之间似乎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何以释然？从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科学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反思与超越，那么不同科学哲学阶段或流派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它们各自所依赖的知识类型以及超越知识的向度各有不同。从依赖的知识类型看，有的科学哲学依赖几何学、代数学、逻辑学等数理科学，如柏拉图、波修斯、莱布尼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拉卡托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路；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实证科学，如亚里斯多德、达尔文、洛克、贝克莱、艾耶尔、波普尔、弗拉森、柯林斯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经验论的科学哲学进路；还有的科学哲学依赖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治学等，如库恩、费耶阿本德、布鲁尔、赛蒂娜、拉图尔等，这就使得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进路。从超越科学知识的向度看，在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的连续统中，有的采取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主张用事实判断取代价值判断，如各种休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经验论者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有的则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即尊重真理的哲学内涵，但并不否认价值判断的文化意义，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上帝证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库恩的“世界观改变”、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等。概言之，科学哲学的多样面孔取决于对科学知识不同类型的选择或反思科学知识的不同视角。当代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并不在于追随各种时髦的流派，更不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而是坚定维护科学的权威，从具体科学中挖掘哲学的思想资源。

对于科学与哲学的这种关系，我们将之概括为科学-哲学的观念共同体，科学-哲学的观念共同体是某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科学家、哲学家对某个观念的共识、共建和共享，例如“始基”概念就得到古希腊不同派别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拥戴。[2]

从语言结构的角度看，科学-哲学的观念共同体的理论核心是由一组相关的科学命题和哲学命题所构成的综合命题或综合判断，或称科学-哲学的综合命题（判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综合判断不是一个单独的科学命题或哲学命题，而是由若干科学命题支撑的某个哲学命题，或某个哲学命题内含着若干科学命题，例如“万物本原于数”的判断就包含或需要许多相关科学命题如数字与实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数字与形状之间的对应关系，数字之间或形状之间的逻辑论证关系等[3]。

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科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一种成功的科学探索总会演化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念。[4]于是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史上，就会出现科学知识与哲学观念的思想统一时期：或者是一群科学家在一种哲学思想下从事研究工作（如柏拉图学园和维也纳学派），或者是某个哲学家从当时的科学活动中概括出哲学思想（如笛卡尔的“方法论沉思”和康德对牛顿力学的“理性批判”）。这就出现了科学与哲学处于互相印证、互相支撑的阶段或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科学-哲学共同体，也就是科学思想与哲学观念的统一，也就是科学家与哲学家在某个或某些观念上的共识、共建和共享。例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崇尚理念的文化，就是由推崇“同一”或“共相”的哲学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等人开创的“数本原”的科学活动所共同构成的；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亚里斯多德主义中的四因说与托勒密的宇宙论所构成的宗教-科学-哲学的三位一体；近代的理性观念其实就是经典物理学与机械论哲学的统一体；而所谓的“分析时代”不过是数理科学与经验论哲学的结盟；当下流行的“后现代思想”往往是相对主义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STS等具体研究的不同组合。“哲学和科学，虽然各有其历史，但并不被看作是两件不同的事直到晚近的西方哲学。即使撰写各自的历史，但也无法不提及对方，除非某些特例。对西方知识界而言，哲学和科学总是被看作是一个东西，从属于同种活动。对哲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描述不仅构成了哲学及其历史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事关科学史问题的讨论。”[5]

显然，科学-哲学共同体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比较接近，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第一，理论构成不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不加分析地糅合了科学知识、研究程式和共同信念等多种因素，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但难以分析或不可分析；而科学-哲学共同体着重科学与哲学两个层次，力图整合知识与智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规范的学术命题。第二，思想视野不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主要论及某些科学家（集团）的实践理性，因而仅限于或更适于科学领域；而科学-哲学共同体则涉及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因而在本质上是科学理论与哲学信念之间的契合问题。第三，研究目标不同：库恩使用科学共同体范畴主要思考或解决常规科学的性质和科学革命等问题，而我们的科学-哲学共同体更关注哲学对科学的依赖以及科学革命对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或者说我们更关注由科学革命引起的哲学革命。

按照科学-哲学共同体的理解，我们可以对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科学哲学诸派进行一番重新思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和四因说等自然哲学都植根于当时的科学状况；中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哲学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自然史、炼金术和占星术等科学水平；近代的经验论哲学、理性怀疑主义哲学和机械论哲学基本上反映了从伽利略到波意耳的“实验”传统、笛卡尔和伽森狄的数学分析、牛顿的经典力学等科学诉求；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对当时的数理科学、相对论和量子论等科学成就的哲学总结；后现代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基本上来自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包括SSK）和STS等新兴科学的研究。

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现象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特别是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有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本身：哲学的性质、存续及其兴替，可能都与它所依附的科学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哲学其实就是对科学知识的包容与超越，将专业的科学知识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公共知识，也就是“转识成智”（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科学革命与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正如科学家的范式会发生革命一样，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重大观念问题上的共识、共建和共享并不是长存的，科学革命必然导致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的科学理论破坏了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在某些重大观念上的共识，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亚里斯多德主义与《圣经》中的自然史和托勒密等人的地心说等所谓陈旧科学理论的思想共同体。

在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存续的过程中，虽然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在某一历史阶段对某种重大观念问题达成了共识，但科学探索和哲学反思依然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活动，哲学思想体系一经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科学则是比较活跃的实践形式，总是在探索中突破自己的结论。一旦出现了科学革命，便危及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中的科学理论以及建立在该科学理论之上的哲学观念，也就是新科学理论与旧哲学观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种状况在科学和哲学关系史上不乏其例：本来，亚里斯多德主义的科学（双重宇宙论）-哲学（双重真理说）共同体已经在中世纪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在文艺复兴中遭到了哥白尼的“科学革命”（包括伽利略学说）的严重挑战。

从表面看，我们的观念类似于库恩的思想，公正而论，我们的确受到库恩思想的启发。但是我们的观点至少与库恩思想有两点区别，我们可以从“破”和“立”两个维度加以比较：其一，从“破”的角度看，库恩所说的“哥白尼革命”仅仅是在天文学的专业领域用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这种革命可能证伪了某些旧科学理论，但维系地心说的诸多哲学理念如“双重世界”等并没有受到质疑，这就是说，所谓哥白尼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其二，从“立”的角度看，“哥白尼革命”只是从专业的层面上提出了日心说，但日心说所需要的哲学观念如机械论的世界观等，都不在哥白尼的视野之内。这就是说，哥白尼仅仅是提出了日心说的科学理论，但却没有提出日心说所需要的（机械论）哲学观念。这就意味着，哥白尼革命是一场尚待继续的革命。

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看，哥白尼革命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如果把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比为一座由地心说等传统科学理论和“四因说”等传统哲学理论所支撑的连体大厦，那么哥白尼革命仅仅爆破了其中的传统科学理论部分，而这个连体大厦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依然持续着。这就是说，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破坏了（旧）科学与（旧）哲学业已形成的共识，其实质是新科学与旧科学、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双重对立，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冲突科学-哲学共同体。

科学革命导致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断裂，可以解释文化史上的一些反常现象：为什么一些科学真理的发现却往往得不到认可，反而受到冷落甚至迫害？原因就在于，科学和哲学是一个整体，当某种科学-哲学共同体已经成为“常规”甚至成为“常识”的时候，仅仅科学上的革命还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人们的观念，还不足以撼动传统的科学-哲学共同体。这就出现了复杂局面：其一，新科学理论尚未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得不依然沿袭旧有的哲学观念，例如哥白尼还得用圆形轨道和本轮均轮等传统观念来描述他的日心说，从而造成新的科学理论与旧哲学信念的内部矛盾，当时的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思想纠结。其二，新的科学理论虽然受到某些事实的支持，但旧的科学理论却得到传统科学-哲学统一体的庇护，因为旧哲学思想体系依然存在，依然为旧的科学理论提供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庇护。旧的科学理论不见得随着新科学理论的出现而消失，只有旧的科学理论所依附的旧有哲学观念也被新的哲学信念取代时，旧的科学理论才能彻底消失。科学革命并不导致“范式”的兴替，而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

基于新科学的“哲学变革”[6]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重建：虽然科学革命并不等于彻底摧毁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但毕竟成为哲学变革的动因。当一种哲学观念已经失去了科学理论支撑或与新科学理论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不管它曾经是多么的强大，它被取代就不会太远了，曾存续一千多年之久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就是明证。我们的观点是，对旧哲学的摧毁和新哲学的建构，并不是哲学家的“沉思”，而是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的反思。新哲学的建构并不是像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那样遵循理性自身的发展，而是创造能够反应或代表新科学的哲学体系，西方近代哲学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中世纪抑或古希腊时期哲学思想的“辩证否定”，而是一种对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波意耳等最新科学思想的理性重建。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7]，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等，都是为回应当时科学革命的哲学改革。S.高克罗格（Stephen Gaukroger）在2001年就曾经撰写了《培根和早期现代哲学的转折》（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 ），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活动对早期经验论的影响；M.奥斯勒（Margaret Osler）在1968年撰写了《约翰·洛克与波意耳和牛顿科学中的某些哲学问题》（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 ）学位论文，论述了洛克的经验论与波意耳的“实验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W.索夫（Walter Soffer）在1987年撰写了《从科学走向主体性：对笛卡尔沉思的一个解释》（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 Meditations ），论述了理性怀疑主义的科学起源问题；F.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1992年撰写了《康德与精密科学》（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 ），论述了批判哲学基于牛顿科学的理解等。这些研究表明，从F.培根到康德的近代哲学基本上是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回应，是基于新科学的哲学改革（reforming philosophy）。不理解科学革命，不理解科学革命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也就难以理解西方近代哲学。

一部科学哲学史，其实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演化史，经历了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哲学变革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重建三个阶段。但其实质是科学与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冲突与重建。概言之，科学与哲学因观念共识而统一，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因新科学需要新哲学而建构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哲学应是科学知识的包容与超越，哲学史其实就是科学改变哲学的历史。

科学哲学史研究可能还为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如哲学的思想主体（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共识-共建-共享）、哲学研究的路线（从知识到智慧的转换）、哲学的表述方式（经验性内容与超越性内容的统一）、哲学的评价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尺度）等，虽都在本文的逻辑结构之中，但本文容量有限。

[1] Ernan McMullin：“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A Taxonomy”，in Roger H.Stuewer（ed.）：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0：15.

[2] 证据源自Von Dietze，Erich Westport：Paradigms Explained：Rethinking Thoma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nn：Praeger，2001；Mary Domski，Michael Dickson，Michael Friedman，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Chicago，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2010。

[3] Paul L.Holmer：“Scientific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of Religion”，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Oct.61，Vol.1 Issue 1：42-55，14p；Philosophical Languag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algarno，Wilkins，Leibniz ，by Jaap Maat，London：Kluwer Academic，2004.

[4]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合作或联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例如，巴门尼德（哲学家）-芝诺（科学家）的“同一”观念共同体；毕达哥拉斯（数学家/哲学家）-柏拉图（哲学家）-欧几里得（科学家）的理念论共同体；德谟克利特（哲学家）-阿基米德（科学家）的原子论共同体；亚里斯多德（科学家/哲学家）-托勒密（天文学家）的四因说共同体；F.培根（哲学家）-霍布斯（哲学家）-伽利略（科学家）的早期经验论共同体；笛卡尔（科学家/哲学家）-伽森狄（科学家/哲学家）-I.比克曼（科学家）的机械论共同体；洛克（哲学家）-波意耳（科学家）的“实验哲学”共同体；牛顿（科学家）-康德（哲学家）的“先天综合判断”共同体；维也纳学派本身就是由共享“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家（如石里克等）、科学家（如哥德尔等）和兼具科学家与哲学家双重身份的思想家（如弗兰克等）等组成的；而“迪昂-蒯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更是广为人知，堪称科学家与哲学家跨越时代达成共识的典范。

[5] Joamme Waigh and Roger Ariew，2008：15.

[6] See Julian Martin：Francis Bacon，The State and the Reform of Natural Philosophy，Cambridg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Laura J.Snyder：Reforming Philosophy：A Victorian Debate on Science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7] 流行观点认为，弗兰西斯·培根本人并无科学建树，因而他的《新工具》几近天才的猜想。其实不然，F.培根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多次提到哥白尼学说和伽利略学说，我们可以在《新工具》的索引中证明这一点。在《新工具》中，弗兰西斯·培根提到哥白尼及哥白尼理论的有201、202、428等页；提到伽利略的有468、470、492～494、528～529、532页。